[中图分类号]B0-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7-0001-08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史进程，其中既有波澜壮阔，亦有艰辛曲折，在百年风云变幻中党的身份与角色既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诸如始终保持不断革命的革命政党的本质属性，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①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诸多差异性的交织与变化，诸如，由夺取政权向局部执政再到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大党的转变，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等等。回首百年峥嵘岁月，如何科学认识这一段历史所呈现的重大历史价值与意义，如何对这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科学叙述，这是总结经验、面向未来所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此，需要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变革，即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及其历史的理解，必须要扩大理论研究的视野，从多元参照系出发来综合把握这个问题。既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逻辑本身出发展开叙事，确保百年党史叙事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同时也要跳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之外，以更加宽广更加多元的视角来展开审视。因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本身并非是一个单向的线性展开，而是呈现出内部多重张力结构综合作用的复式过程。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叙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单纯的单线叙事，而是多线叙事的有机统一。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叙事，主要是就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进行叙述，革命、建设、改革等构成了历史叙事的关键词，相关叙事也大多是以百年实践或近代180余年的探索为参照系。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延长研究的视域，从中华5000年文明的视角出发把握百年党史，以更加长远的审视距离关照百年党史，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认识百年党史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价值与意义，彻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内在文明基因，进而更加深入洞察百年党史是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必然性。 一、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必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历史总是以某种方式连续存在着，所谓截然断裂的历史于理论或实践都是难以想象的。只不过历史内部的连续性本身，并非总是以显性或均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候在历史曲折发展的背后表现出的仍然是内在有机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是由多重原因所构筑的：一方面，从显性的物质层面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大量资金、技术和生产力总和基础之上的产物。②物质生产力层面的总体性继承，是保持历史发展内在连续与有机统一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从隐性的文化层面来看，由历史长期发展所积淀与塑造的文化或文明具有其特定的相对独立性。尽管它们从根基上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因内在相对独立性的作用，在特定物质基础消失之后，文化或文明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或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催生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能够保持长期独立自存并对其所居于的地域、民族、人民发挥持续性的支配作用。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中一直未中断的代表，其经历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方方面面一直不断形塑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生活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精神生活生产(抑或理论生产)最为重要、最为持续的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直接援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而产生的。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③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直接源自西欧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其能否在东方古国的异质文明中扎根、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遭遇的重要问题。同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展开的改变世界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在中国大地之上、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因而对百年历史进程的理解从根本上是无法脱离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影响而孤立存在的。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而言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可以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两个维度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与分析工具来诊断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从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推进中国经验的理论化过程，进而不断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库。实际上，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理论准备的相对不足——主要是基于紧迫发展的革命形势展开建党，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相对于理论维度显得更为重要。面对中国革命纷繁复杂的实践情况，一种源于西欧文化语境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运动进行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直接用以阐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这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在理解这一问题上，因为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我们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走了不少弯路，党内少部分人以原教旨主义态度对待经典理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④无视中国文化历史语境的特殊性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主义”态度，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这里所言的“实际情况”不仅指涉中国革命的具体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数千年历史和传统所构筑的文化条件。以往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理论偏颇，即认为“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将对“具体实际”的理解窄化为中国实践，而人为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结合。实际上，离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完整的，其抽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深层次的文明基因和文化灵魂，容易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引向单纯服务现实实践的实用主义误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展。”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