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底开始，一波剧烈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社交媒体也因其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密集关注。自2018年初以来，新一轮社会运动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此起彼伏般涌现，更加常态化和多元化的线上线下互动模式不仅成为不少当地民众表达不满与寻求政治改变的一种主要参与途径，也再一次把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紧密联系但又不断发展的关系呈现在世人眼前。 纵观2010-2012年和2018-2020年两波浪潮，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连接和宣传，在催化和动员线下街头抗议行动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持续而深刻地改变着阿拉伯民众的社会参与机制。相较于十年前，如今阿拉伯国家抗议者和政府双方斗争意愿不减，目标更加明确，方式愈发成熟。特别是伴随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经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中话语权的争夺更为激烈，成为现实空间里权力博弈的生动反映。① 十年前那场阿拉伯剧变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受到过一部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关于最近这波社会运动的不少观察还主要停留在描述层面，同时对于这十年来社交媒体在阿拉伯社会运动中总体演化规律的研究与反思更是有限。基于此，本文选取社交媒体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其与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对2010-2012年案例的重新审视以及2018-2020年新案例的剖析解读，以期在数字媒介时代更好地理解中东社会治理的状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一 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关系 辨析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基本概念，厘清中东特定环境下两者互动关系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是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特征、演化及影响的关键前提。“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一系列基于第二代互联网(Web 2.0)技术的互联网应用服务。②它能够使用户在有限系统内创建公开或半公开个人描述，进而与相关用户形成共享圈，并在圈层内实现内容的自由创造和交换。社交媒体的关键特征是参与、公开、互动、社区化、链接和超链接集聚。③在这种基本共性之下，国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经常还具有部分差异化竞争的特点，如“推特”(Twitter)主打以微博客形式呈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热烈讨论”；而“脸书”(Facebook)则倡导通过构建社交关系网去“联系朋友和家人，发挥社区力量，让世界更加紧密”。④ “社会运动”指的是有众多个体参与的、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群体政治行为，其核心要素包括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或系列性的价值表达及公开展示。⑤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运动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共鸣性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促使公众对强大对手发起持续性的集体挑战。⑥其在历史上有诸如环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很多情况下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的革命运动。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针对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各类探讨，整体上形成了以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为代表的两大范式，尽管各有偏重，但普遍认同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造成。⑦其中，代表性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 Theory)将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行动系统性地归结为结构性诱因、结构性压迫、概化信念的产生和传播、戏剧化的触发事件、参与者的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控制程度的降低。⑧ 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开创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Theory)，特别注重技术话语对人与社会共栖关系的改变，提出了“传播的时空偏向”“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媒介即隐喻”等重要论断，开辟了结构与互动关系视野下的后现代传播研究路径。通过这种分析视角进行观察，可以发现18世纪印刷技术和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以及20世纪广播和电视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而这些无不显示出媒介变革促成社会转型的巨大能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勃兴，更是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既有形式，形成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和“一种多重面向的虚拟文化。”⑨在2009年以前，有个别学者关注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众初步尝试将新信息技术整合到社会运动中的成败案例，其中比较经典的有关注移动电话和短信服务在2001年菲律宾抗议时任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中的联结作用，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及由此形成的公共讨论空间对2002年韩国总统选举的突出影响，互联网接入率与二级意见领袖对民众参与2004年乌克兰所谓“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动员效果，以及2007年缅甸军政府为阻止所谓“番红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所采取的断网封锁等行为。⑩ 尽管社交媒体的雏形在第一代互联网(Web 1.0)时代就已出现，但当时的发展模式还是以门户网站为主，所以并未对大众传播业态造成全球性的颠覆性冲击。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时代到来，特别是得益于奥巴马成功利用“推特”组织竞选活动并最终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学界关于新技术是否正催生政治参与类型转变的讨论才真正被激发。(11)2009年发生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运动事件，即二十国集团峰会背景下爆发的伦敦万人游行，摩尔多瓦反对派不满该国议会选举结果而进行的街头示威，以及伊朗改革派支持者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三场社会运动的共性是开始较为普遍将社交媒体作为参与者信息分享、情感共鸣和行动支持的重要渠道，真正将当时的“‘推特’革命”这一技术驱动型概念推向前台。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剧变更是为学者们提供了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丰富素材，有关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关系的探讨也得以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