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4-0043-10 DOI：10.14086/j.cnki.wujss.2021.04.005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把这视为自己哲学的使命。然而，如何认识你自己？狄尔泰的回答十分明确：人通过理解历史来认识自身。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狄尔泰发展出一种历史解释学。在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中，有三位核心人物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兰克、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显然，狄尔泰想要把这三者互相矛盾的思想综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折中调和的立场势必给他的历史解释学埋下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说：“人类乃是历史的存在物。”[1](P264)反之，自然虽有时间变化，但是无历史；历史标明了人类存在的尊严与有限性，因为历史是人的创造物。在西方，如果说18世纪被称为启蒙的时代，那么19世纪就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带着一种历史感来审视一切，这在精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几乎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黑格尔“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著名主张就是绝好的例证。甚至在自然科学当中，对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也逐渐赢得了大众的关切。狄尔泰在柏林大学当了几十年的哲学教授，他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赢得了同时代人的赞誉和尊敬，人们甚至把狄尔泰视为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是德国历史学传统的杰出继承人。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解释学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历史解释学，因为它浸润着深厚的历史主义养料。 然而，把历史视为哲学的必备要素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事情。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应该关注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历史恰是流变不居的，“历史就是毁灭史”[2](P31)，因此古希腊人是反历史的，古希腊没有产生历史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富代表性，他的著名论断是：“诗比历史更真实。”这种反历史的态度在意大利的维柯那里得到了一次有力的扭转。维柯从诗性智慧出发，他的《新科学》(1725年)是西方历史哲学的首次伟大尝试。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在《风俗论》(1756年)中第一次发明了“历史哲学”这个名称，因此，我们通常把伏尔泰视为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之父。虽然赫尔德把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传播到了德意志，然而，他的思考方向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启蒙主义转变为浪漫主义，这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出场准备了基本的思想前提。 探讨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必须要了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因为它是狄尔泰历史思想的直接源头。德国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由兰克、德罗伊森、西贝尔、特赖奇克和迈内克等人组成，他们的活动贯穿整个19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后。这一学派的基本立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态度来对抗启蒙哲学。兰克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作为兰克的学生，狄尔泰曾赞美说：“19世纪所有的力量因兰克而焕发出无限生机。”[3](P3)在某种程度上，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可以视为兰克历史思想的哲学化表达。伽达默尔就明确指出：“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提供一个哲学基础的努力，就是试图从兰克和德罗伊森为反对德国唯心论而主张的东西推导出认识论上的结论。”[4](P223)这样一来，浪漫主义式的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式的启蒙主义的矛盾对立就成了狄尔泰思想中的底色，其尖锐程度深深折磨着狄尔泰。 启蒙主义赞美理性和科学，历史主义则迷恋情感与本能；启蒙主义主张普遍性，书写世界历史，而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沉浸民族历史；启蒙主义宣扬民主自由等普遍的自然法、人道价值和天赋人权，历史主义则崇拜原始蛮力的英雄人物、强权政治和民族至上；启蒙主义说要有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标准，并以此衡量一切历史发展，世界历史有规律可言，其总体上是进步的，历史主义则相信只有个性才是真实的，认识历史需要的是忘我的投入和同情理解，历史上的一切时代都是相对的，现代并不比古代好；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乐观向上，期待未来，历史主义则怀古伤感，时而忧郁时而亢奋。 历史主义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狄尔泰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因为如果把历史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势必走向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则是真理的天敌。德罗伊森指出：“历史的运转，质言之，就是永无休止的批判过程。”[5](P49)狄尔泰从来不想走向相对主义，他把自己毕生的学术事业称为“历史理性批判”。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命名。初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康德式的名称。人们会以为，狄尔泰打算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外，补充进来一个第三批判(历史理性批判)。其实不然。狄尔泰认为，如果没有历史，整个理性批判的事业是缺乏根基的。这样，狄尔泰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历史主义批判的对立面——黑格尔。 黑格尔在一切方面都强调理性的必要性，在历史领域中尤其如此。他主张：“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6](P20)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在现代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狄尔泰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正是借用黑格尔的思想，狄尔泰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偏见。国际狄尔泰研究专家马克瑞尔指出：“狄尔泰用历史理解和历史判断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理性概念。”[7](P19)这个限定非常准确，这意味着狄尔泰拒斥黑格尔那主宰型的历史理性，认为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概念理性、辩证理性或思辨理性)是一种没落的形而上学残余。用历史理解或历史认识来重新界定历史理性，是狄尔泰对黑格尔思想的改造。这意味着解释学成为狄尔泰工作的重要方法论依据。 狄尔泰自述说：“我对于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的研究就产生于前述科学背景之下……我现在的工作乃是1883年的《精神科学导论》(第1卷)的继续。那部著作的出发点是历史理性批判这一任务。它紧密联系着由历史学派组织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精神科学，并且努力探寻它们的认识论基础；同时，它也以某种方式竭力抵制当时甚嚣尘上的认识论知性主义。”[1](P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