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一、从1619年3月的“全新科学”到11月的“惊人的奇妙科学” 笛卡尔传记作家巴耶在《笛卡尔先生的一生》中告诉我们，在一篇名为《来自奥林匹亚》(Olympica)的遗稿小文中，有一段拉丁文本：“1619年11月10日我充满了狂热，正在发现惊人的奇妙科学的各种基础等等。”①与之对应的页边栏上有一个拉丁文评注则写道：“1620年11月11日我开始智识了(copei intelligere)惊人的奇妙发现之基础。”②在巴耶对这段拉丁文本的法译文③中，我们发现其中的未完成态动词“reperirem”(在发现)非常奇怪地被译为法文完成式动词“avoir trouvé”(发现了)。吉尔松第一个指出这一错误，天才般地提议应该把“cum…reperirem”放在一起加以理解，而且力主译为“j’étais en train de découvrir”(我正在发现)(Gilson，p.158)。不难看到，这一翻译突出了“我正在发现(惊人的奇妙科学的各种基础)”与“我开始智识了(惊人的奇妙发现之基础)”之间的对立，指出“惊人的奇妙科学”这一思想的演变：它既不是著名的11月10日夜里的产物(Gouhier，p.48)，也不是在这一天之内“获得的”(Rodis-Lewis，p.364)，而是这一段时期的产物。根据巴耶的陈述，笛卡尔发现这一思想显然与《来自奥林匹亚》文中多次强调的“狂热”一词有关。古耶精辟地概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狂热’同时是发现的原因和结果。去询问狂热是否先于或尾随惊人的奇妙科学的各种基础，这是徒然的，……发现借助于狂热而诞生，狂热则随着发现的成形而增长。”(Gouhier，p.52)从“猛烈的扰动”(Baillet，I，p.81)到“笛卡尔感到大脑兴奋了好几天的狂热”(ibid.，p.85)，这一段时间的精神风暴最终促生了“惊人的奇妙科学”。 发现这一创见总是让人回想起笛卡尔自其年轻时就具有的精神使命：“在我年轻时期，一看到各种天才般的发现，我就寻求自己去发现而不去阅读其作者：由此我渐渐地注意到我运用了某些规则。”(ATX，p.403)这一朝向发现行为的“精神禀性”(Gouhier，p.22)深深地“吸引着”(AT X，p.403)笛卡尔，因为从其年轻时期(拉弗莱什中学读书时期)起它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喜悦”(ibid.)。可是，只有到他1618年11月遇到荷兰年轻医生贝克曼之后，笛卡尔才真正开始其科学研究之路，正如他在写给前者的感谢信中这样说道：“实际上，正是您，而且唯有您，把我从我的闲散中拉了出来，使一种差不多熄灭的科学重新回到了我的记忆，而且使得一个因远离严肃事物而迷失道路的精神朝向各种最佳职业。”(ibid.，p.163)古耶正确地总结道：“年轻的法国人来到荷兰，处于信中‘空闲的’和‘懒散’这两词所表达的倾向之中；然而，几个月之后，各门科学对他而言不再是一类娱乐，而是他的生活目标；去发现的激情现在把其对于需要完成的作品的关心引入了他的实存。”(Gouhier，p.29)有意思的是，这一发现正是笛卡尔后来(1630年10月17日)写给贝克曼的那封著名断交信中向后者建议的三种“发现”的第一种，就是“我们仅仅通过我们的精神力量、通过我们理性的引导就能发现”(AT I，p.16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它引发了《指导精神的规则》这一事业”(Marion，1977，p.93)及其作者一生的事业。 “去发现”的激情首先在数学领域展开。一方面，1619年3月，笛卡尔在给贝克曼的信中清楚地表述了他的四个全新证明：“我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借助于我的圆规发现了四个全新的非凡证明。”(AT X，p.154)第一个证明涉及任意等分一个角的疑难问题，其他三个证明与三元方程式相关。尤其对于后三个证明，年轻的笛卡尔确信“每一个证明根据+和-符号的各种变化能够扩展到其他不同项”，因此“把我为了一些证明而建立起来的东西扩展到另一些证明，这将是容易的”。(ibid.，p.155)另一方面，与1619年3月26日写给贝克曼的信中所表达的“热情”——“我到达这里已经有六天了，我用从未有过的热情重新致力于缪斯崇拜”(ibid.，p.154)——相比，4月23日写给贝克曼的信中透露出来的精神疲惫——“我不再工作已经有一个月了，精神为这些发现殚精竭虑，以至于我对还有规划要进行研究的东西不再能够发现任何东西”(ibid.，pp.163-164)——更多地表明其精神在这段时间内备受折磨。古耶指出这段时间就是笛卡尔一生中“创造性狂热的第一阶段”，其表现为“一种使得理智激动起来的一般化从涉及各种特殊疑难问题的那些发现中涌现出来”。(Gouhier，p.26)不难看出，笛卡尔并不只想解决特殊的数学疑难问题，而是试图从这些证明的演练中发现一种可以用于解决数学领域内所有问题的一般方法。我们因而可以说，笛卡尔想要与贝克曼分享的不是一种新的证明，而是一种新的思想，他高度赞赏它为一种“全新科学”(scientiam penitus novam)(AT X，p.155)。 笛卡尔尤其强调这一新思想与鲁尔的《小技艺论》之间的对立：后者在那个时代“被视为能够回答所有问题的一本书”(Alquié，p.37，note 4)，但笛卡尔对此有质疑(cf.AT X，pp.164-165，168，629)，并且认为它无助于学习各种新知识和解决各种问题，正如其后来在《谈谈方法》中回忆的那样，“对于逻辑学来说，它的各种三段论和它的大部分其他规则更多地用来向他人解释人们已知的各种事物，或者甚至，就像鲁尔的技艺，更多地用于不加判断地谈论人们不了解的各种事物，而不是为了学习它们”(AT Ⅵ，p.17)；而笛卡尔的“全新科学”则有助于知识的增长和问题的解决，“人们通过它能够一般地解决所有可能问题，不论是何种量，连续的量或者不连续的量”(AT X，p.157)。这一对立被古耶概括为“一种论说的技艺”和“一种思想的技艺”之间的对立(cf.Gouhier，p.28)，它源自笛卡尔对鲁尔派一位老学究的嘲笑，“这是一位有点夸夸其谈的老人，他的各种得自书本(libris)的知识更多地位于嘴唇(labris)之上，而非在大脑之中”(AT X，p.165)，阿尔盖认为“笛卡尔无疑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它也位于法语中(livres，lèvres)”(Alquié，p.43，not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