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1-03-1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21)03-0012-12 doi：10.13316/j.cnki.jhem.20210416.002 网络出版时间：2021-04-29 网络出版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210429.1341.002.html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显然，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此次讲话不仅赋予了研究型大学在加快科技创新征程中的重大战略使命，还为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模式变革提供了新方向。究竟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实践命题同时还会引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如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当前研究型大学模式有何不同，是创业型大学的代名词吗？为什么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全球范围来看，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接过“创新引擎”的接力棒之后，似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身改革的步伐，以便在创新创业时代挤入经济社会的“轴心位置”。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世界一流大学因其卓越的绩效和声誉始终引领着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方向，凭借优势学科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撑力推动创新成果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甚至鼓励相关学科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诸多新兴大学的发展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如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斯科尔科沃技术学院(Skolkovo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及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可以说，这些大学正在以全新方式探索研究型大学的新形态，它们从一开始就站在科技创新前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引进高端人才，建设前沿优势学科，使其创新创业活力进发，话语中心地位显现。 全球研究型大学的变革实践属于转型发展问题，既包括已有研究型大学如何转型发展，又包括创办一批全新的研究型大学。根据已有研究，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规划、学科建设、院系组织、人才培养、教师评价等局部事项的改革[2]，以期在持续改革的道路上实现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变迁和转型发展；二是从社会系统的变化入手，探索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改革、应对举措以及未来发展道路[3]，尤为关注创业型大学和创新型大学对未来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指向[4]；三是面向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未来时代，除了探索研究型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发展机制外，还尤为重视国内外新兴大学的学科布局、制度特征以及重要启示[5-6]。上述研究虽对本文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大多以欧美研究型大学为范例来阐释其转型路向，较少基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探索适合本土情境的研究型大学新模式。虽有研究从政策层面阐释了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议题[7]，特别是对西湖大学的办学实践、模式、逻辑和挑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有学者探讨了西湖大学的办学体制及其内在结构，对未来新型高水平民办大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8]，但仍然停留在个案实践层面。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把握全球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实践、改革趋势及发展逻辑，为中国本土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二、创新驱动：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指向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于2016年5月19日同国务院一起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特别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但我国还有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创新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须进一步加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一)创新断层与科学的本土化应用 创新究竟是什么？这是本研究的前置性追问。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推陈出新，包括提出新的教学方法、新的研究思路；另一类是创新理论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独特界定，主要指基于科学应用和研发产品的持续更新来获得市场竞争力，以及通过推动理念价值引导其他相关经济参与者加入，并通过资源重组来实现价值增值。事实上，这两类创新对后发型国家的科技发展都很重要。科技创新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它的价值基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以及创造多大社会效益。换言之，创新说到底是把知识变成价值，而“变成价值”的场域是市场。因此，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卡脖子”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仍然存在重大瓶颈，而且在于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整体架构存在系统性薄弱环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仍然面临着“两头在外”的尴尬局面，一头是指基础研究的方向引领、议题设置、研究平台、方法工具、仪器设备等，另一头是指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布和开发利用平台，比如高水平的学术期刊、高级别的学术会议等。另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存在“创新断层”现象，即基础研究只面向“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场域，产品开发只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缓慢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弥合“创新断层”无疑成为当前最正确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