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中国不再孤军抗日，蒋介石认为“我外交胜利亦达空前之境”，“对英对美借款之提议时机已到”。①为争取财政援助、提振抗战士气，国民政府分别向英美提出借款，其中对英借款1亿英镑、对美借款5亿美元。此借款不仅数额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对英美借款之最，其优厚的担保条件也是此前未有的。不过，与美国借款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顺利签订协定相比，中国与英国的借款交涉却一波三折，不仅数额由1亿减至5000万英镑，围绕借款条件的谈判也达两年半之久，期间数次陷入僵局，直至1944年5月双方才签订借款合同。 关于战时中英经济关系，学界对中英平准基金、关税及存银等问题关注较多②，而对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的关注则较少。部分中外关系史、外债史论著中对此借款进行了介绍③，但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就史料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利用已刊文献，虽然这些档案大多是从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与“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中辑录，但对其中未刊档案仍有深入发掘之必要，且对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亦不够全面。④顾维钧档案、杨格档案⑤等未刊档案中亦有与5000万英镑借款相关的内容，此前较少被关注。就内容而言，对借款谈判的具体经过尚待考察，尤其是以中英两方视角综合考察两国实际财政情况对谈判的影响、谈判中双方各自内部的讨论(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与财政部、外交部与驻华大使之间的讨论)、提出几种方案的原因等仍可深入研究。本文拟利用上述未刊档案及已刊文献资料，考察1941年至1944年围绕5000万英镑借款的中英交涉，以冀深化对战时中英关系史与外债史的研究。 一、国民政府对英借款的提出与借款草案的出台 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政府有多笔对华借款，包括1939年3月中英平准汇兑基金借款500万英镑、1939年9月中英第一次信用借款300万英镑、1941年4月中英新平准基金借款500万英镑、1941年6月中英第二次信用借款500万英镑，总额为1800万英镑。⑥借款的用途主要是修筑铁路，购买汽车、机械器材等物资及维持法币稳定，但国民政府仍希望英国有更大力度的援助。1941年9月，英国派出英格兰银行行长倪米亚(Otto Niemeyer)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华，商讨英国对华经济援助与缓解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的方案。⑦ 正当英国经济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商议援华计划之际，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曾担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当天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建议蒋介石与孔祥熙乘“中英美开始切实合作之际”与倪米亚商谈英美援华方案，认为“可以英美货币为担保，吸收游涨之通货”。⑧与此同时，倪米亚拟定借款计划，由国民政府发行内债以回笼法币，期限为15年，还本基金由英美借款担保，其中英国借款不超过1000万英镑，以中国关税作英美借款的抵押。⑨不过，此时蒋介石的关注重点在中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上，对借款问题没有立刻表态，孔祥熙也在养病，倪米亚便将其拟定的借款方案交给杭立武。12月16日，杭立武再电蒋介石，向其转达并解释倪米亚所拟计划：“大纲为向英美政府商请允诺某一数额之借款作为准备金，即照法币对外币之某一价格予以担保，分期发行债票，俟至某定期后，照偿付持票人与外币价格相等之法币。”⑩ 倪米亚的方案是基于其对国统区财经状况调查后提出的，从经济角度讲，此时国民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与严重的通货膨胀，确有以借款缓解法币通胀的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1937年财政收入5.59亿元，支出20.91亿元，财政赤字15.32亿元，赤字率达73.3％。此后，财政赤字率一直上涨，到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11.84亿元，支出达100.03亿元，财政赤字达88.19亿元(为1937年的5.7倍)，赤字率达到88.2％。(11)为缓解财政困难，国民政府大大增加法币发行量，1940年增发35.8亿元，市场流通量为78.7亿元，而1941年法币流通量增加了约1倍，达到151亿元，增发量为72.3亿元。这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1941年国统区价格指数涨为全面抗战前(1937年1-6月平均价格指数)的12.9倍，1942年更是达到39倍。(12)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后，外汇对法币币值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前中国与英美达成的平准基金借款对稳定法币的作用大不如前。(14)通过英国借款，可帮助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回笼法币，或用作准备金以维持法币币值稳定。 不过，蒋介石希望英国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1941年12月24日，蒋介石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Clark Kerr)，提出借款1亿英镑。(15)这个数字远超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对英借款总和。12月27日，蒋介石会见倪米亚与卡尔，提出具体借款计划，“借款一万万英镑，以发行公债及定期储蓄券等方法，为提高法币信用及收回法币之用”，并提出不能有担保条件。(16) 除了经济上的作用，蒋介石更看重的是借款对提振抗战信心的效果。蒋介石向卡尔强调，即便因日本封锁中国外贸通道而导致中国无法有效利用外汇，但英国提供借款的举动表明了其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并愿意大力提供援助，这有助于缓解因日本南进及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而在国统区产生的悲观情绪，提振抗战士气。此外，从外交角度而言，蒋介石有以中英经济合作跟紧军事合作的想法。(17) 但蒋介石对英国借款的期待很快遭到打击。12月28日，倪米亚向蒋介石表示，借款数额太大，且在外汇无法利用的情况下起不到效果。随后，倪米亚提出通过管制银行私人贷款、控制粮食价格等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希望国民政府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以缓解财政困难。(18)他还表示，即便英国提供借款，中方也必须提供关税余款做还本付息的担保。(19)这引发蒋介石的不满(20)，认为英国仍持对待殖民地借款之态度。他在1942年1月8日致电宋子文时说，英方“毫无诚意”，要求宋子文速与美国交涉借款事宜，希望对美借款先单独成立以作“英国之榜样”。(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