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4-0053-09 一、赛博格、伴侣物种和游牧主体 我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著作看作欧陆哲学，尤其是身体物质主义(bodily materialism)的法国传统。这一思想传统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都主张，任何名副其实的主体性理论都必须将主体的具身结构与有机结构考虑在内。与布鲁诺·拉图尔不同，哈拉维延续了根据伦理和政治责任来强调主体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传统。就这一点而言，在“把批判理论作为一个思想学科”与“对科学进行社会批判”这两个方面，她皆有贡献。同时，我也将哈拉维的思想，作为我自己反思和实践的多重游牧路径上的旅伴。她的文本观点为当代生物科技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联结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一成果被这样一个事实复杂化了，即，对处于后现代晚期这一历史时期的当下而言，在全球互联的世界中，“人”这一概念，不仅被由技术媒介化了的社会关系所动摇，也被抛入具体什么是人的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再定义之中。与德勒兹和瓜塔里[1-2]一样，哈拉维不仅从地缘政治层面上，也从生态哲学层面上思考非人类行动者(actors)。 因此，我把哈拉维的作品归类为“高度后人类主义的”，并通过指出这一复杂范畴之中的两个层面，来印证这一说法。第一个层面认为，哲学后人类主义是后结构主义一代的标志；第二个层面是指，尚未广泛传播的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anthropocentrism)的一种更明确的形式。③正如在本期刊载的访谈中，哈拉维明确展示，她对“后人类”这一术语很警惕。与此相反，她更优先关注欧洲文化在历史方面的责任问题，比如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者都与欧洲在人文理念和原则上的明确信念截然矛盾。唐娜·哈拉维很好地总结了这些混杂的影响： 被自身所携带的、欧美遗产的霸权和话语同时塑造为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我记得在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欧洲的科学革命中，反犹主义和厌女倾向被强化了，伴随着世界主义式(cosmopolitan)启蒙运动中兴起的旅行风气(travelling habits)，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愈发蓬勃兴盛，数十亿男男女女深重的痛苦，似乎有机地根植在跨国资本主义和技术科学的自由之中。但我也记得，那些与这一污秽的三重历史遗产不可剥离的，由连带的(contingent)自由、情境化的(situated)知识和痛苦的解脱所一同产生的梦想与成就。我仍然是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和技术科学的孩子。[3]3 我认为哈拉维是在用一种女性主义的方式追求身体的物质性，尽管她使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语言，而不是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语言。她是一个真正毫不怀旧的后人类思想者：她的概念宇宙是信息科学和通信科技组成的高科技世界。在这方面，她在概念上与巴什拉(Bachelard)属于同一认识论传统。对他们来说，科学上的理性(ratio)④并不必然与人文学科的方法和价值相对立。再者，在这一思想路径中，科学实践并不被看作只是狭隘理性主义式的，而是允许对这一术语进行宽泛定义，以便包括无意识、梦和想象在科学话语生产中的作用。作为福柯的追随者，[4]哈拉维让我们关注，当前社会系统中，对可驯服的、可认知的身体的构建和操纵。她邀请我们思考，目前什么样的新身体正在被建构，也即，什么样的性别系统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建构。 然而，这种女性主义式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也挑战了后结构主义者们的身体物质主义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因而，对于福柯所提出的，真理作为“生命-权力”这一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哈拉维尽管分享了其中的诸多前提，但她同时，也质疑了福柯对于权力的再定义。哈拉维注意到，当代权力不再通过正常化的异质性(normalized heterogeneity)来运作，而是通过网络、沟通重组和多重互联来运作。她总结道，福柯“在一种权力形式行将内爆的时候命名了它。生命政治的话语已经被关于技术的喋喋不休所取代”。[5]245，footnote4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相比于福柯，哈拉维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概念来分析当代科技革命，这主要是由于她掌握了关于当前科技的第一手知识，而她的分析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哈拉维在生物学和科学社会学上的训练也对此大有裨益。相比于她的方法，福柯对于身体规训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当然，除此之外，福柯的分析本质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哈拉维提到了德勒兹[6]在对福柯的分析中指出的一点，即，福柯式的权力图解描绘的是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事物，就像所有的地图绘制(cartography)一样，它们作为一种后验的(posteriori)产物，因而无法描绘当前时刻的情况。福柯的分析停留在20世纪早期对生产系统的认知观念之上，而哈拉维则将她对女性境况的分析，嵌入到对后工业生产系统最新的分析之中。她主张，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已经变成了“控制的信息学”，[5]162并认为女性已经被新兴科技所蚕食，而且已经从可见的社会行动主体场域中消失了。人们需要发明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需要建立在对当代主体活动更加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后工业系统使得这一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