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21)03-040-08 作为一种较为鲜活的、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越来越受社会各界所重视。由于非遗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结点，对其进行传承保护的前提就是要注重活态性。活态性是一种原生态传承与适度创造相结合的良性互动状态。在把握活态性原则的实践中，连接非遗与当代精神的非遗传承人显得尤其重要。从某种程度而言保护非遗传承人，就是保护非遗进行活态传承的前提。 当前非遗传承人保护研究涉及：非遗传承人的界定及其主体作用，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对此采取的具体措施或方向性政策建议等。在界定方面，非遗传承人主要是发挥传承主体的作用。在面临的困境方面，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制度上的困境探析，在资格认定制度方面的标准过于模糊，资格取消制度的不足等问题①。由于价值观念存在代际差异、培养模式的成本过高、“口传心授”“一师一徒”的传承路径过于狭窄等因素②，非遗失传、后继无人的现象极易发生。研究者们还广泛探讨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如从制度层面建议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机制，保护其合法的人身、财产权利，运用相关的资金补贴，作为其正常生存的基础保障。在技艺传承方面，通过对学徒培养模式的创新，创建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传承人培养模式。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学者从政策制定、物质保障、传承模式等宏观层面，就非遗传承人的主体作用进行了高度总结，对于他们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政策建议，进而对传承人的生活保障和传承延续做了相对聚焦的探讨。这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然而，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政策建议类的成果过于集中扎堆，对于如何保护非遗传承人这一主题，大量成果都是基于宏观与具体层面的相关支持的探讨，研究主题大多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反观扎堆于此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看出当前非遗传承人保护所存在的不足以及相关空白。 因此，关于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不能仅仅体现在法制完善、资金投入、社会参与、权益保护等层面，还需要考虑借鉴最新的研究手段与技术工具，使其保护能够突破传统内容，才会更有利于非遗的传播与发展。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影像民族志是一种突破传统方式的重要研究手段，具有特殊的叙事表述功能。但是在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以及研究中，将影像民族志与非遗传承人进行有机结合的保护措施以及深度思考还相对缺乏，对这两个领域的关联与结合的探讨还比较薄弱，有待于在此方面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影像民族志：用于文化研究的方法与工具 随着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于民族志的研究呈现出兴盛不衰的态势。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志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还有学者认为民族志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研究成果的呈现，是对某种文化事象与过程的展示④。许多研究者在不断发展的民族志研究中总结出若干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涉及对民族志书写方法的创新，而影像民族志则是这一发展过程中，对于民族志书写方法进行探索与创新的产物⑤。关于影像民族志的界定，不少学者着力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学者马尔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主张从以下三种角度去研究影像：以影像为载体的文本呈现，基于影像呈现成果的研究过程，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与共构⑥。朱靖江认为影像民族志是一种为人类学这一学科体系与学术系统去服务的特殊叙事媒介，是记录与表达的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学术工具⑦。然而，影像民族志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与工具，它囊括的更是对文化研究的整个过程，具有更深层的内涵与系统化的体系。影像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其服务范围不应仅局限于这个学科。从更加宽泛的角度而言，它可适用于整个文化研究的过程。影像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的过程与方法，主要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媒介手段等要素，并在这几个要素的协同作用下，产生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字媒介的研究文本。 (一)影像民族志研究者的参与过程与文化立场 影像民族志的研究者对其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必须进行深度的田野调查。进入文化场域后，他们获取资料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使用参与观察等方法。他们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生活的特殊场景中，去亲身体验、真切感受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经历。在与其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之后，通过摄影这种现代媒介工具获取一手田野资料，这便是影像民族志工作者的参与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们试图去认识田野、解释田野，但他们的行为不能作为理所当然地剥夺当地人话语权的理由依据。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影像民族志研究者具有的基本准则是，始终坚守尊重、接受、理解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文化持有者的根本立场，不带入自身的文化视角与立场。他们必须站在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去看待与体会，遵守尽量不介入、不干预当地文化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原则，去客观记录，趋近真实地呈现当地人的文化情境。 (二)影像民族志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