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法国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2020年10月，针对巴黎历史教师被斩首血案，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次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公开宣战；二是当下法国政界、学界同声指责美国输入的“白左”观念荼毒了法国及欧洲，纵容并造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的猖獗。姑且不论后一“输入说”是否有道理，有一个事实却是清晰的，即法国建制派终于认识到：多年来西方流行的“政治正确”出了大问题，而为这一信条奠基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法国、欧洲、及至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已步入穷途，在理论上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是法国人对多元文化主义反思和纠偏的开始。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曾经的进步思想标杆现已扭曲变形，有悖初衷，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检讨。本文从分析法国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反思和实践转变入手，全面阐释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倡导的身份政治引发的政治负效应，系统揭示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困境，尝试预测多元文化主义的未来演进并总结其重要教训。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负效应 2020年，由于特朗普个人极端风格的加持，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负效应以极其戏剧化和极具破坏性的极化政治形式呈现于世。由特朗普领衔的、席卷大西洋两岸的右翼民粹主义大潮导致了继希特勒以来西方政坛最脱序的一幕，右翼身份政治在西方各国恶性崛起，极化政治广泛蔓延。 多元文化主义原是1970年代以后新兴的进步哲学思潮，它所倡导的身份政治理论本来是为边缘弱者争取平等权利的平权政治主张。21世纪以来，基于文化的身份政治取代了基于经济的阶级政治，成为西方解释其内在社会矛盾和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随着身份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现实的普遍规范，西方右翼迅速接过这一概念，将左翼为少数人种、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①等各边缘群体争取平等和尊严的主题转变并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将其核心使命确认为拯救西方传统种族，尤其是“老白穷”。由此，右翼民粹主义者瓦解了传统左翼的社会基础，把基于传统种族身份的右翼身份政治变成了推行政治极化的工具。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多元文化主义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最大恶果，并最终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溢出了一系列政治负效应。 其一，塑造和动员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挑动了极化政治纷争。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以后，英美政府首脑借身份政治煽动右翼民粹主义，美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个不代表社会共识、仅代表其38%选举铁盘—WASP②利益的总统。在四年执政期间，特朗普以其一系列反移民、反国际贸易、反“政治正确”、“美国第一”等极端化政治主张操弄民意，获得了美国传统白人主流社会的支持，其右翼身份政治营造了民粹化的极化政治生态。 其二，打造了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反精英、反建制的英雄人设，以非理性、草根性和极端性的政治行为肆意破坏了西方民主建制和政治规则。特朗普对西方数百年形成的民主建制毫无敬畏之心，用“推特治国”取代代议制民主程序，把国会两院通过政治商谈取得政治共识的平台变成了两党极化政治的党争战场，在大选中激化政治对立，挑唆人们怀疑选举的合法性，肆无忌惮地破坏法治。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导致西方民主日益走向极化的民粹政治，形成了对民选体制基础难以挽回的破坏和怀疑，致使民主劣质化。民主劣质化和民众对制度的怀疑还将继续引爆暴民冲击国会山一类的重大民主危机。 其三，破坏了社会团结，激化了族群矛盾，撕裂了民间社会，瓦解了社会基础。目前，西方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城市知识精英与右翼民粹保守社会群体、传统白人与有色人种、反移民反难民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对立，凡此种种。美国近期出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仇视亚裔”(Asian Hate)风潮集中体现了极化政治环境下社会撕裂和族群对立的严重程度。左翼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从极左、极右两个极端进行身份政治动员，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民粹主义的极化政治之路。他们以日益细分的族群微观身份认同(民族、种族、性别、生态观等)抵消公民身份的一元认同，导致战后西方社会建设中来之不易的社会宽容、族群平等严重倒退，出现了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前所未见的社会分裂。 其四，毒化了媒体和舆论环境，致使媒体失去社会公器本色，沦为党争工具。在现代社会，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本是对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治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的一种社会公权力。然而在西方政治极化的环境下，媒体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以党派划线、观点划线、立场划线，抛弃新闻的中立原则，处处体现“政治正确”与右翼民粹之间的反建制之争、极左的极端平等主义与极右的民粹主义之争。在大数据时代，媒体的强大舆论能力使“选边站”的破坏性大大增强，极大地深化了国民的价值观冲突，加速了社会思潮激进化和社会分裂。 其五，利用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传统西方社会阶层对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满，虚构西方国家的“受害者”身份，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把西方国家引向政治极度不确定的未来。在国内，右翼民粹主义者裹胁“沉默的大多数”卷入反移民、反难民、反外国劳工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在国际上，他们把全球化的负效应归结为“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动员全社会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运用“极限施压”手段破坏中美关系，制造冷战氛围。右翼民粹通过激化民意推动对外政策的极化调整，破坏全球经济秩序、自由贸易和市场规则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特朗普在2020年破坏国际关系的一系列举动所造成的结果表明，右翼民粹主义将是未来全球政治不确定性的基本动因，严重影响了21世纪的全球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