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康德论“我思”

      中图分类号：B142

       文献标识码：A

      “我思”在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均占据核心地位。就笛卡尔而言，它是建立知识大厦不可动摇的基石；就康德而言，它是伴随一切表象的纯粹自我意识。二者的“我思”理论构成了近代认识论中主体性哲学的两块丰碑。然而，这两种理论又显著不同：对于笛卡尔，自我是其唯一本质只在于思维的精神实体；对于康德，自我则仅仅只是作为认识之先决条件的逻辑主体。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谬误推理”一章中系统地批判了理性心理学的自我理论，并将矛头直接指向笛卡尔。在当代关于笛卡尔与康德的比较研究中，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康德究竟如何理解并批判笛卡尔的“我思”理论？①

      对于这一问题，研究文献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康德很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过笛卡尔的著作，更没有理解笛卡尔的“我思”理论，所以其批判只是无的放矢。②有学者则试图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来客观地比较二者自我观的异同，得出了诸多启发性结论。③此外，亦有学者拥护康德哲学立场，并以此为背景来重构其对笛卡尔的批判。例如，G.赛拉诺(Gonzalo Serrano)基于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意识的分析统一性来解读笛卡尔的“我思”。④又如，B.龙格尼斯(Béatrice Longuenesse)详细阐释了康德在四个谬误推理中对笛卡尔的批判，并认为康德的自我理论比笛卡尔的更加优越。⑤本文尝试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康德如何批判笛卡尔的“我思”。通过阐明逻辑的“我思”和经验性“我思”的区分及其与笛卡尔的关联，笔者认为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有合理的哲学依据。

      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笔者将从反思性自我意识的角度澄清笛卡尔关于“我思”和“我在”的论证，并主张与之紧密相联的是沉思者对自身单纯的直觉。其次，笔者将表明康德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理解为三段论推理是对笛卡尔的误解。最后，笔者将区分康德“我思”理论中逻辑的和经验性的层次，并以此阐释康德对笛卡尔的实质性批判。

      一、笛卡尔“我思”与“我在”的论证

      众所周知，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是为人类知识寻求“确定的和不可动摇的”(AT Ⅶ24)⑥原则。这一原则必须是最初、不可怀疑和必然为真的，以便能够成为其他一切知识的坚实基础。⑦笛卡尔将该奠基性原则称之为“哲学的第一条原理”(AT Ⅵ 32)，并比喻为建立知识体系的“阿基米德点”(AT Ⅶ 24)。在《谈谈方法》中，这个原则的表达是我们所熟知的命题：“我思故我在”⑧(AT Ⅵ 32)。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以下简称《沉思集》)“第二沉思”中，笛卡尔则将其表述为：“我在，我存在”⑨(AT Ⅶ 25)。⑩

      在“第一沉思”中，笛卡尔引入了普遍怀疑的方法，(11)让沉思者怀疑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乃至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清除一切不具有确定性的认识。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真正确立起了哲学的第一原则。沉思者继续“第一天”的沉思活动，对心灵的各种观念继续进行审查，以求寻找绝对确定的东西。在悬置了感官和记忆之后，他说道：

      如果我曾说服(convince)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如果他(骗子)骗(deceive)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只要我思维(think)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最后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我在，我存在(I am，I exist)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设想(conceive)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AT Ⅶ 25)

      这是“第二沉思”中的一段关键文本。至此，笛卡尔的沉思者通过普遍怀疑而达到了最初的结论，即获得了关于他自己的存在的可靠知识：一切都可被怀疑，唯有“我存在”不可怀疑。“我存在”这个真命题表达了第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知识。

      然而，沉思者究竟如何达到自我存在的确定性？笛卡尔的论述十分简短，论证也非常隐蔽。一种观点认为，笛卡尔所说的自我只不过是思想聚合体或“思想之流”(12)，思想与自我实际上可以完全等同，自我“仅仅是思维活动的代名词”(13)。另有学者主张，笛卡尔首先确立起来的是“思故思在”，因为对思维活动的怀疑本身也已经是一种思维活动，所以思维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由于思维活动的发生预设思维者，所以思维者的存在也就是不可怀疑的。(14)此外，现象学的解读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意识自明显现”(15)，“我在”是“心智的简洁明快的审视对象”(16)。也即是说，自我存在的确定性是诉诸意识的透明性。最后值得提及的是，A.凯莫林(Andreas Kemmerling)通过分析笛卡尔的相关文本而总结了两种解释，即“推理解释”和“直觉解释”，而且他认为这两种解释均可以合理地赋予笛卡尔。(17)的确，学者们的立场不尽相同，解读亦各有优缺点。笛卡尔文本的开放性确实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下面，笔者试图从自我意识和单纯直觉的角度来说明笛卡尔关于“我思”和“我在”的论证。

      凯莫林在阐释“第二沉思”时认为，笛卡尔的核心不是“我思论证”，而是“我在论证”(18)。他指出，“意识”一词在“第二沉思”的文本中并未出现，甚至在笛卡尔全部著作中，意识理论也不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他认为，笛卡尔本人对意识不感兴趣，后人从意识的维度来解读笛卡尔哲学是不恰当的。(19)在笔者看来，某位哲学家自己并未使用某个术语，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引入该术语作为一种诠释手段，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阐发哲学家的思想。笛卡尔常被称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开创者，他强调主体在知识建构中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乃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事实上，在当代主流观点中，关于笛卡尔“我思”的自我意识解释也被视为“经典解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