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 中期柏拉图主义(Middle Platonism，约公元前80年—公元250年)作为柏拉图主义史的一个阶段，对于审视柏拉图主义的产生和它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中期柏拉图主义者的特定学说，研究作为一种运动的柏拉图主义在一个思潮涌动的时代如何应对来自希腊文明内部(比如希腊化哲学诸学派)和外部(比如基督教)的冲击。然而，至少从19世纪以来，中期柏拉图主义都是一个晦暗不明的领域，一般的哲学史研究在论述完希腊化哲学之后，要么迫不及待地转到新柏拉图主义，仿佛新柏拉图主义之前近三个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发展史无关紧要，要么对中期柏拉图主义进行大而概之的论述，以折中主义(eclecticism)对之进行总结，指出中期柏拉图主义缺乏理论创新。① 在希腊-罗马哲学研究中，折中主义似乎是一种屡试不爽的论述模式。按照折中主义的逻辑，无论是中期柏拉图主义，还是晚期斯多亚学派，甚至还包括复兴了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都被认为对之前的和现存的各种学说作了某种选择(“折中”一词的本义)与组合，缺乏学派奠基者在创派之初通常展现的创造冲动和激情。事实上，这种从学说原创性的角度来考察某一哲学学派之状况的方法，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挑战，这在柏拉图主义研究中尤为突出。相关的研究表明，如果只从学说发展的角度考察中期柏拉图主义，那么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柏拉图主义者吸收其他学派和学说的深刻理由。相反，如果从方法论的层面切入研究，则不仅能避免折中主义的评价方式，还能进一步理解一种被折中主义的论述模式忽视了的重要现象，即“柏拉图的权威”，进而理解中期柏拉图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特质。② 一 中期柏拉图主义与折中主义 在哲学史研究中，18世纪德国哲学史家布鲁克尔(J.Brucker)第一个使用“折中主义”来描述柏拉图主义的某种形态。③布鲁克尔认为，中期柏拉图主义属于真正的柏拉图传统，而新柏拉图主义则属于折中主义。黑格尔扭转了这个评价，他认为，新柏拉图主义“把以前的那些个别的、片面的、仅仅包含理念的环节的原则结合起来——以一个更具体的、更深刻的理念把这些环节结合为一”④。换言之，新柏拉图主义在更高层面上体现了“理念”的发展，因此它不是一种折中主义。把折中主义和中期柏拉图主义关联起来，这是19世纪德国哲学史家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的贡献。然而，“折中主义”这个词在其产生之初并不是一个用于描述包括中期柏拉图主义在内的哲学运动的术语，这个术语首先指的是波塔莫(Potamo of Alexandria)在公元前1世纪创立的折中学派(eklektikē tis hairesis)。⑤不过，折中主义亦可指称一种理想的哲学方法，如同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所宣称的。⑥从这两个方面的例子来看，无论是在学派意义上，还是在方法意义上，折中主义和中期柏拉图主义都没有任何关联，没有一位柏拉图主义者自认为是折中主义者或者承认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方法。但是，在策勒那里，中期柏拉图主义不仅从整体上被纳入折中主义的论述模式中，而且还因其折中主义的特征而被指责为缺乏理论创新。 策勒的折中主义研究是从哲学发展的角度展开的。在策勒看来，折中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因为“事物的本性(die Natur der Sache)”就在于源自相同土壤的“精神趋势(Geistesrichtungen)”不可能长久维持“相互排斥”的状态，体现在希腊化哲学诸学派中的“精神(Geist)”必然会实现统一。⑦与此对应，希腊化哲学诸学派(怀疑论学园、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在灵魂、德性和知识等问题上的争论导致了后希腊化哲学必然采取跨越门户之见的方法来寻求真理，因为这些无休止的争论只不过说明了每一个学派都不拥有真理。然而，策勒认为，与古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后希腊化哲学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体现的是没落(Verfalls)，是对事物缺乏进行沉思的纯粹理论兴趣(rein theoretische Interesse)。这导致了科学精神(wissenschaftliche)消耗殆尽，哲学在整体上不再直接探究事物的本质，而是进一步陷入学派争论之中。这些争论的显著特征是不同学派的哲学家有选择地接受或拒绝其他学派的学说，也就是说，哲学开始走上了折中而非思辨的道路。策勒主张，哲学的这种折中特征所预示的要么是深刻的革命，要么是科学的衰退。不幸的是，由于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已经尝试了哲学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后希腊化哲学体现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有鉴于这一点，策勒甚至认为，哲学精神(philosophischen Geist)的衰退可以追溯到希腊化哲学，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几乎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肩的新哲学体系出现，从希腊化哲学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之间的哲学史实际上处于精神上的麻痹(l
hmend)之中。⑧ 在预设的哲学衰退的背景下，策勒认为，自斐洛(Philo of Larissa)及其弟子安提俄库斯(Antiochus of Ascalon)以来，柏拉图主义者的思维方式都具有折中倾向，其中尤以安提俄库斯为甚，因其虽然自称要回到老学园，却在知识论和伦理学中引入了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以安提俄库斯作为柏拉图主义的折中主义起点，策勒认为，自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莫不如安提俄库斯一般，因而持续了近三百年的中期柏拉图主义实质上就是折中主义的大本营。⑨然而，问题是，策勒的折中主义论述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派的意义上说的？显然，我们不可能把中期柏拉图主义归入波塔莫的折中主义学派之中，而且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柏拉图的学园在公元前80年后已经没有了实体教学机构可作依托，因此，策勒的论述所侧重的无疑是作为方法的折中主义。然而，按照作为方法的折中主义来阐述中期柏拉图主义，策勒的首要目的无非是证明中期柏拉图主义主动选择了许多非柏拉图的学说，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甚至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鉴于策勒的折中主义论述充满了负面色彩，我们可以反推出策勒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种纯粹的、思辨的柏拉图主义(比如柏拉图的柏拉图主义)作为标准，以便衡量中期柏拉图主义在学说上的原创性。因此，尽管策勒的折中主义论述侧重于方法，但最终还是从学说发展的路径切入中期柏拉图主义的。于是，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作为哲学家的活动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无坚持纯粹的柏拉图哲学，以及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混合或拒斥了非柏拉图的学说(暂且不论那种纯粹的柏拉图主义或柏拉图哲学是什么)。以陶儒斯(Taurus)和阿提库斯(Atticus)为例，策勒认为前者关于柏拉图哲学体系的观念并不值得关注，而后者尽管十分关注柏拉图哲学的纯粹性，但也在其哲学中混入了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因此其哲学更接近于折中主义。⑩至于另一位更重要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Plutarch)，策勒对他的评价也是如此。(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