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负有连接“内地”“台湾”以及“新马”“美国”“日本”“东欧”等多个文学空间的特殊“结点”身份。在这个层面来看，隐藏在“内地-香港”“香港-内地”“内地-香港-世界”中的文学史线索，对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与寻找新的述史逻辑，具有十分开阔的方法论启示价值。而从“内地-香港”文学关系这一线索来重新审视香港文学研究基本框架问题，则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也有可能引发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范式的新变。将“内地-香港”文学关系纳入香港文学研究视野，是在建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格局之下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这自然也要求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框架的重新调整。本文截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内地-香港”文学关系来作为重新思考香港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叙事范式的考察对象，主要考虑到，学界虽然已经对香港“五六十年代”这一隐藏着丰富文学史线索的时期给以关注，但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还并不深入，更远未展开，尤其涉及此段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还有很多难点与关节需要打通。 一、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下的香港文学述史之辩 迄今为止，虽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而有关香港文学的“入史”与“怎样入史”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热点话题。尤其，自香港“政治回归”后，其“文学的回归”，也即“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便迫切地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面前。究其根因，则正是对“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认识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使然。因此，怎样看待与解决香港文学的“本土性”问题①，便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无法绕过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通过对该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早期的香港学者往往因强调“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而对香港文学“人史”问题难有建设性的思考。而早期内地专攻港台文学的学者则多因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与上述情形接近。这使香港文学研究更给人以自划边界的意味。而香港文学研究的自成体系，则在内地学术界导致了其研究成果与当代文学史写作间的学科间离与隔膜。因此，在内地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格局之中，对“香港文学”的入史问题，亦有简单与粗暴的倾向，甚至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以香港文学的发展论，1950年代以后在不同的时空中发展演变的香港文学形态已经难以整合进内地当代文学的历时性观照体系，许多著史者便用板块组合的方式将其拼贴进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有意无意间将其置于了亚文学或次文学的位置。② 出现这一情形，大概是因为，能深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均属于“专攻”港台文学的学者，而要将“香港”“内地”两个板块均纳入其文学史叙事框架，则似乎缺乏相关的学术准备；而内地的多数当代文学史撰写者多因学科壁垒而对香港文学“入史”问题缺乏深刻的思考，加之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多为集体合著，即使涉及香港文学部分的章节均由香港文学研究者负责撰述，但也只能在早已前定的“香港文学板块”内部腾挪，而无法改变其根本上的“板块组合”式的文学史框架。正如陈国球在其论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所析，内地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收有“香港文学”部分者，尽管数量甚巨③，体例上也五花八门，但在香港文学“入史”问题上，均没有突破当下种种“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之“内地现当代文学史”补入同时期的“香港文学概况”的简单“板块组合”式的文学史叙事范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金钦俊、王剑丛、王晋民等著《中华新文学史》，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917-2012》，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以及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等均如是。 关于香港文学“入史”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宏观讨论与微观实践，最近十年渐渐增多，但多数还混杂在一些香港文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之中，尚没有被提高到一个独立的具有学科建设性意义的层面与地位。诸如刘登翰、潘亚憞、王剑丛先后编撰的三部《香港文学史》，虽将香港作为独立的撰史对象，对于香港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也作出了一定的判断与思考，但其思考的边界仍局限在建构“地域性”的香港文学史框架之内。此外，刘俊也在其专著《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与《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中试图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性”进行深入的讨论。他用“复合”“互渗”“交融”“越界”这四个关键词来描绘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特征与未来走向。但在他的世界华文文学框架中，香港的地位却不如台湾，他曾反复用“港台文学”后渐被“台港文学”的名称所取代来证明这一点。他这是从文学创作的总量上来考虑，因此他虽然也对香港文学的特殊性有所认同，但他因“轻视”香港而没有将他对“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性特征之“交融”与“越界”的判断落进对香港这一最能体现其“结点”品质的“文学空间”内深入研究。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訐》乃开始相对深入地论证了香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他认为，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在两岸极端对立的文学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参照价值，它是19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延续，同时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策源地，这对于弥补20世纪中国文学史框架中因政治功利性造成的艺术缺失颇为关键。④但陈旋波因主力梳理徐訐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未能充分展开他关于香港特殊结点身份这一论断的讨论。在这一点上，黄万华有更为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洞察到，香港虽空间狭小，文学总量与质上也都难以提供重大影响，但它在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层次机制对“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巨大影响上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⑤黄万华以“历史张力空间”的“特殊性”来放大香港文学的文学史空间价值。他认为，“文学空间”的“历史张力”是一种超越二元对峙但又接纳二元的“空间”，用它来说明战后至1950年代“香港文学”的生存、发展是很适当的。人们之所以在界定“香港文学”上有多种歧义，也正表明“香港文学”是产生于这种超越二元对峙又接纳二元的“历史张力空间”中。⑥但黄万华并没有找到将他的“历史张力空间”与内地的“一体化”文学空间相接引的具体路径。计红芳的《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⑦，将“南来作家”做了具体的指认，将香港文学中与内地有密切关联的部分切割出来，给以系统而整体的研究，突出了“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但计红芳仍没有超越“南来作家”对“香港本土”的文学贡献这个视角，即试图查找到“香港”对“南来作家”在“南来”之后的“香港影响因子”，本质上还是从“香港文学”的“香港本位”出发的一种研究。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香港文学研究视角，无疑对建构“香港文学史”的独立地位有重要意义，即如果出于书写一部以地域或政治空间为格局的“香港当代文学史”，这种研究是意义重大的。但如果试图找到“香港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切口与路径，而在更大的空间格局中纳入“香港文学”的话，则这种研究视角并无太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