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1)03-0170-10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族共同语的倡议与发展便正式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一直到以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为标志的1955年10月，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便将民族共同语即汉语规范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当代作家创作队伍中弥漫开来的是普通话写作的萌生与兴起，并成为作家们迎面而来的不二选择。在内涵上重新被定义的普通话，像雨水完全浸透过泥土一样，已彻底深入社会每个角落之中，在这种全民化的运动中很少有处于创作中的作家能卷起裤管站在岸边，也很少有作家不会受其潜在而复杂的影响。1950年代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们，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拥有不同的文坛位置和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如何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去面对普通话写作，仍然是一件具有某种强制性的棘手之事。在迎合与疏离之间，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幅幅当代作家们各自舞蹈的时代背影。 选择什么样的作家作为标本最为合适呢？我们认为那些语言风格早已形成而且特征明显，在语言艺术上有大师之称的作家最具有代表性。譬如赵树理、叶圣陶、老舍和周立波等便是十分合适的人选。1956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周扬在其报告中谈到重视文学遗产与传统的问题，并号召青年作家向现代作家学习技巧时，所例举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鲁迅和郭沫若，除此之外“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①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定位似乎与周扬的这一清理与描述有关，另外赵树理也名列其中，反映了周扬对他一以贯之的好评。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除周扬所点名称赞的上述作家之外，叶圣陶和周立波也值得特别关注。叶圣陶是一个在“五四”之前就开始创作的老一辈作家，成名于1920年代，素以语言讲究、修辞严谨著称，在1950年代旧著修订重版上有突出的表现。周立波素以坚守群众语言著称，文学语言的立场是坚定的、特殊的，语言风格十分独特而鲜明，对语言的探索一以贯之，与其它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一样，也大体保持在同样的水平线上。 一、普通话写作的兴起与作家的新使命 在回过头去梳理革命历史的语言文化遗产时，1930年代瞿秋白鼓吹甚力的“普通话”，1940年代延安时期吴玉章等人力倡的普通话、简化字思想，全部得到了重新挖掘与正名。②在普通话与国语之间，前者日益彰显，后者自然不断淡化。普通话概念重新得以充实与完善，并提高到了以前所不能抵达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语言统一、思想统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拥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性基石。第一次“文代会”之后，语言学界和文学艺术界便开始不断出现重视语言规范的声音，包括清理方言、文言以及欧化语在内。③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统一、齐整的民族共同语断然不可缺少。在苏联斯大林语言学说的影响下，经过数年的讨论、辨析，现代汉语规范化思想已经渐渐成型。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久便与普通话概念不断重叠起来，普通话的提炼、充实与定型，普通话写作的规划、充实和成型，也是水到渠成的大事。1955年10月，有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相隔两天接连召开的两次会议，从文字到语言，都指向民族共同语的建设。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侧重文字拼音化、汉字简化，议定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则向前再进一步，除语音之外还讨论到词汇、语法的规范问题。在此会议召开之前，《中国语文》杂志1955年7月号上在报道消息一栏有此相关新闻，题目即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将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部分内容如下：“准备在今年8月中旬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汉语规范化的原则和如何建立标准汉语语音方面的明确规范。对于标准语的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规范问题也将在会上提出报告，组织讨论，指出解决的方向。……语言规范化不只是少数语言学家的事，而是我国当今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此外据《中国语文》杂志报道，1955年4月北京语言学界茶话会，座谈汉语规范化问题，中心议题是标准音问题；1955年5月，语言研究所召开汉语规范化问题座谈会，有40多个重要学者参加，议题有所扩大。“不只是少数语言学家的事”意味着语言文字的事关连全社会，覆盖面甚广，后续的大力推广、普及也是最好的证明。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时间从《中国语文》杂志的信息来看，原来初定为8月中旬，但实际上推迟到了10月底。当时全国主要新闻媒体，对这一会议有详细的新闻报道，重要文章全部收齐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即《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出版时间在1956年7月。值得补充的是，会议召开后的反映，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报道和消息的篇目都有详细索引，以供检索查阅。从会议议程来看，参加会议的与会者有12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和不同行业，包括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新闻、广播方面的重要代表，也包括来自文学、戏剧、翻译、电影和曲艺方面的重要代表。党和政府的数位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此外，会议还邀请了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波兰和朝鲜等国的语言学家参加，可谓当时最高规格的一次会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由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名义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但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参与进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胡乔木也作了重要指示和谈话，实际上更加扩大化了。其中最为活跃的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陆宗达、丁声树、胡裕树和陈望道等一批顶尖的语言学家开始了新的学术生命。与会代表中身份是重要作家的人，除了当时兼有多项重要职务的郭沫若之外，还有叶圣陶、老舍、欧阳予倩、曹禺、董秋斯、陈翔鹤、丁西林和楼适夷等代表。其中，郭沫若、叶圣陶和老舍在当时以及以后一段时间都颇为积极，譬如郭沫若职务之一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下辖的语言研究所之事也是他分内的一份职责；叶圣陶职务主要在新闻出版署，与业务关系也十分密切；老舍是北京本地人，以用北京话写作著称，1956年还被任命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职责所系也算得上是本职业务工作。董秋斯在文学翻译界，楼适夷在出版界，也为普通话推广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