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写杂文，这关联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写作主要是杂文；二是鲁迅的杂文主要写于上海时期。针对这两点，学界形成了三种比较重要的研究路径：第一种以钱理群为代表，主要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表现出一种真的知识阶级的独立性和批判性①；第二种以郝庆军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1933-1934年间的杂文写作如何重返政治领域，认为鲁迅的杂文写作呈现了一种政治诗学②；第三种以代田智明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杂文的署名和投稿形态，认为鲁迅化身为媒介者，有力地介入和撬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政治运动和板块构造③。三种研究路径都很好地提升了对“鲁迅在上海写杂文”的理解，并或隐或显地启发了一个重要命题：作为语境的上海与鲁迅杂文的形式有何关联？ 要解答上述命题，首先，要描述鲁迅与上海发生关联的基本事实；其次，要分析鲁迅理解上海的基本方式；再次，要分析鲁迅的杂文形式与这些基本事实、方式的关系。因此，分析上海语境与鲁迅杂文形式的关联，也可以理解为从形式出发分析鲁迅的上海研究与杂文写作。 一、以上海为方法 鲁迅与上海发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早，1897年前就购买了不少上海出版的书刊，如《点石斋丛画》《格致汇编》④。1898年5月2日，他自绍兴出发去南京求学，即途经上海⑤，此后三四年往返，均途经上海⑥。1902年3月24日，鲁迅去日本留学，也途经上海⑦。1903年9月10日途经上海时，鲁迅曾与周作人一起去四马路买书和观剧⑧，“四马路”这一地名后来也多次出现在他上海时期的日记、书信和杂文中。此后关联渐多、渐紧要，如1906年，鲁迅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发行⑨；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不仅在东京群益书店销售，也在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⑩等。概言之，鲁迅与上海发生关联的时间极早，渊源极深，不宜从1927年与许广平定居上海时算起。尽管如此，鲁迅对上海似乎始终格格不入，甚至颇有恶感(11)，令人费解。 就杂文而言，鲁迅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时，即在“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等篇中批评上海《时事新报》增刊《泼克》虽“模仿西洋”而“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12)。1922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不懂的音译》诸文，则批评上海的所谓“国学家”其实是鸳鸯蝴蝶派文人而已，“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13)，同时期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批评。鲁迅如此批评上海的文化现象，除了现象本身的确可议，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新青年》“四面受敌”，鲁迅认为自己对付的是敌人(14)。这些都不难理解，也呈现了鲁迅看待上海的方式，即站在《新青年》的立场上批评上海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特点。这最早见于《记“杨树达”君的袭来》(1924)一文： 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15) 鲁迅当时正与陈源论战，精神紧张，容易言过其实。他判断一个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不速之客，想到的竟是对方模仿了上海的恐吓团，可见对上海报章相当熟悉，不自觉地以之为分析眼前突发事件的参照。而这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1925)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表现：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16) 鲁迅将杨荫榆比作上海洋场的恶虔婆，较明显地表现出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上海洋场恶虔婆逼良为娼的程序，成了鲁迅观察杨荫榆的透镜，他由此发现杨荫榆虽留学美国但思想老旧的秘密。假如缺少关于上海洋场的知识，鲁迅应该不至于不知道如何判断和批评他的论敌，但借助这一知识，表达就变得极为生动。这就意味着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不仅内含着新中见旧的洞见和思维方法，而且呈现了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于并置中形象地捕捉人事，既纤毫毕现，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背后正是鲁迅所谓“砭锢弊常取类型”(17)的方法。 在上述两例中，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等到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时，鲁迅就非常自觉了：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