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打工文学”的主要倡导者、深圳批评家杨宏海先生的定义，将打工青年林坚发表在1984年第3期《特区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视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以此命名以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打工青年的文学作品，并将包括王十月、柳冬妩、谢湘南、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等一批后起的“打工作家”纳入其中，甚至算上范雨素为代表的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以及以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为代表的影视实践，那么，“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显然被低估了。1991年，杨宏海就曾试图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相提并论。他指出： 比较“打工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异同，有助于扩展“打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内涵比“知青文学”更为深广，知青下乡带来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辐射，而打工者进城则标志着农业文明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知青文学”更多地反映往昔岁月里“心灵的伤痕”，而“打工文学”却突出地表现现实生活中“沉重的潇洒”。① 杨宏海的抱负，得到了不少广东学者的呼应。比如蒋述卓就将“打工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做比较。②钟晓毅认为：“作为一种悄悄崛起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继南国‘知青文学’‘都市文学’‘军旅文学’之后，更具南方特色，影响更广，规模更大的新的文学景观。”③谭运长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我认为‘打工文学’终将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④ 许多年过去了，批评家期待甚至为之言之凿凿的现象显然没有变成现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打工文学”的“盲视”显然是不合理的——诞生于1984年的“打工文学”并不晚于“知青文学”或“寻根文学”“现代派”，再就其影响力而言，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以打工族为服务对象的地方杂志《佛山文艺》发行量曾高达近60万份，据称创下了全国期刊发行量之最。在深圳打工族最集中的地区宝安，由宝安县文化局在1988年创办的面向打工族的内部文学杂志《大鹏湾》发行量也稳居10万份以上。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所有的报纸上，几乎都辟有“打工世界”一类的栏目。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纯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之后，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范雨素等等打工作家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成为大众传媒的关注热点，以郭金牛为例，2013年6月，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作《纸上还乡》甚至被推荐参加有“世界三大文学盛会”与“头号国际诗歌节”之美誉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郭金牛的《纸上还乡》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同时被译成英文贴在户外供现场朗诵。随后，《纸上还乡》被翻译成捷克语参加捷克国际书展，著名诗人杨炼朗诵了这首诗，引起与会诗人们的极大关注。瑞士苏黎世大学传媒系教授卢卡·谢德勒2014年专程来到深圳龙华，为郭金牛拍摄纪录片，记录这个中国底层诗人的生活状态。2015年，郭金牛应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作为“当代中国工人诗人代表”在诗歌节上作主题演讲。在这次诗歌节上，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朗诵了郭金牛的打工诗歌《纸上还乡》。郭金牛在“国际诗坛”的爆红迅速传导至国内，开始了“出口转内销”。《纸上还乡》获得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组诗《罗租村往事》获首届中国金迪诗歌奖。郭金牛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CCTV、凤凰卫视、新华社、北京卫视、澳亚卫视、台湾东森卫视、德国《南德意志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近30家海内外媒体对其进行采访和报道…… 与“打工文学”的“文学”影响力相比，“打工文学”之所以不应该被文学史忽视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最近4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和广度展开的城市化进程的中国人而言，“打工文学”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普通中国人的心灵历程的记录与展示，其意义远不在“知青文学”之下。 一、“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是与知青运动相伴生的文学现象。知青运动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延续至今⑤，“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一部分。知青运动是一次人口的大迁徙⑥，从1950年代开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但历史地看，知青运动可能有更加久远的历史，“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在毛泽东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思想⑦： 这次会……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⑧ 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知青运动”是一套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浪潮相逆反的现代化方案，它既构成20世纪中国独有的经验，同时也是1960年代世界激进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⑨“知青文学”与“上山下乡”运动紧密联合在一起，是知青运动在文学上的表征。与知青运动相呼应的，“知青文学”发展前后大致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阶段。 “文革”前这一阶段为知青运动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的《红旗》等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零星的“知青文学”作品，《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也有刊登对知青运动的讨论和宣传，为大家所熟知的邢燕子等人的先进事迹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文革”十年为知青运动的高潮期。这一时期不仅在《红旗》《朝霞》(1974年创刊)、《学习与批判》(1973年创刊)等主流媒体上有《奔腾向前》(周有闯、卫国珍、刘正泰)、《会燃烧的石头》(杨代藩、张成珊)、《记一位县委书记》(余秋雨)、《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等“知青文学”作品发表，各地也纷纷推出诸如《太行山上落户》《知识青年在延安》《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红色家信》等报告文学、日记和书信作品集，张抗抗与谌容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出版了各自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和《万年青》。这一时期“知青文学”另外一个部分是《第二次握手》《飞天》《波动》等作品以及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它们在新时期被命名为“地下文学”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