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策源地著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沦为旧京的北平，虽保留着“文化城”的名号，但似乎与“革命”和革命文学无缘，没有了五四运动时的朝气与火热，沉默、冷清、老旧、荒原成为搭配在“北平”之前的惯用修饰词。革命文学乃至新文学的中心都转到上海，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起笔就是“1928年的上海”和“上海：文人的趋归”①，他的论述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代演进，毋宁说是北京(平)到上海的文学空间转换，革命文学完全等同于上海革命文学。这样的论述逻辑，也是学界的普遍认知，有学者就认为：“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的诞生地。”②与此相对应，研究界一提到1930年代的北方，就只看到京派文人的风采，也就是学院派的风采③，“学院-京派”主导着北方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不管倾向和立场如何，各方似乎有意无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中心，并且形成了‘京派’和‘左联’两分天下的格局。”④北方革命文学要么成了胡风当初所说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⑤，要么被收编到上海左翼的叙事框架，遭遇双重的“不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沿着胡风提出的命题继续开拓，探寻“京派”视野和“学院-京派”研究中的“看不到”，还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左翼视野下的“盲见”，再现和重构那不能被上海左翼所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 一、回忆所建构的北方革命文学 “文革”之后，调查和考证左联成员名单，征集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搜寻和编撰左联和革命文学史料，是当时研究界的重大课题。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各自整理的左联成员名单和访谈录中，开始出现北平(北方)左联成员的身影和活动。与此同时，《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系列左翼作家回忆录，也逐步推出了一些平津地区左翼作家的文章，包括孙席珍、杨纤如、王志之、王余杞、陆万美、陈沂、刘尊棋、张磐石、李俊民、郝冠英等，北平(北方)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逐渐浮出地表。 相较上海左联，北平(北方)左联⑥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和档案资料，因此健在者的回忆和口述弥足珍贵。然而，作为史料的回忆录，问题也不少。 首先，人的记忆有时限，晚年的回忆可信度更要打折扣。孙席珍、端木蕻良、陆万美、王志之等撰写回忆录时，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时错记漏记，彼此之间叙述有出入，这都很正常，也无法避免。例如李长路回忆北平左联成立大会有郑伯奇和宋之的参加，言之凿凿且提供了细节，但郑伯奇这一时期根本就没来北平；陆万美回忆潘训找曹靖华一起筹备北平左联，而这时的曹靖华还在苏联；王志之把和他一起邀请鲁迅作演讲的同学潘炳皋误记为谷万川，虽有人指出，但王仍坚持自己没有记错，比对潘炳皋当时发表在《北国月刊》上的《鲁迅先生访问记》、张永年发表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的《鲁迅访问记》，就可知他真的记忆有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回忆录与其说提供的是过去的历史，毋宁说呈现的是当事人写作回忆录时的心态。“文革”期间，不少文艺工作者曾因左联活动而蒙冤受屈，因此，自我辩“诬”、相互证“确”、突出革命贡献，成为诸多左联当事人讲述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正名”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自我美化和不断抬高就无可避免。陈白尘曾毫不客气地批评《新文学史料》上的诸多回忆录：“有人借名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茅盾)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从查对，有些深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这就使‘史料’成为某种宣传品，害人不浅。”⑦ 北平左联回忆录中的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最明显的例证当属孙席珍，他在北方左翼享有较高声誉，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也常常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材料。但很显然，他有意无意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把不少未曾经历的活动揽到自己身上。他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和潘漠华等人如何一开始就推动筹备了北方左联，并经由其他筹备人的建议，由“文委”任命为首任负责人。“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和工作纲领，推选了潘漠华、台静农、刘尊棋、杨刚和我为常委，除一人兼任书记外，其余分管组织、联络、宣传、总务等等，下设几个干事，分在各组。……我名义上虽兼任书记，因为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反而比较轻松些。”⑧然而孙席珍的这一说法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当事人回应和印证，比对杨纤如、刘尊棋、李俊民、陈沂等真正的筹备者的叙述，就可发现孙席珍的回忆和北平左联成立之初实际情形的差异。杨纤如回忆左联成立时推出来的执委有段雪笙、潘训、谢冰莹、张璋、梁冰、刘尊棋、郑吟涛(郑蜀子、郑纹波)、张郁棠、杨子戒(后来她修正为陈壁如)，并提供了段雪笙作为筹备负责人的相关细节。⑨刘尊棋的回忆指出段雪笙以筹备会负责人名义主持会议，当选的执委是潘训、谢冰莹、郑德音、杨缤(杨刚)、段雪笙、张璋、梁冰、张哲之、陈壁如、陈沂。⑩李俊民(11)、陈沂(12)、郝冠英(13)等当事人也提供了类似的叙述，虽然他们提供的执委名单略有出入，大致上还算比较接近，但都和孙席珍所说相去甚远。仔细辨析孙席珍的叙述，有关左联成立之初的工作情形，几乎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外围事件，没有任何细节作支撑。这和其他筹备人的叙述有明显反差，也和他自己对左联后期的历史叙述形成鲜明对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席珍没有参与早期北方左联的筹建，也未担任执委，更不是什么负责人，他和范文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一样，最多是“处于背后支持者地位”或“暗中支持者”。(14)早期北方左联的事情要么是他道听途说，要么是后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相关记忆的误植。孙席珍后来不断补充早期北方左联的参与者，而且都是执委级别的参与者，这显然不是记忆模糊所能解释，他回忆录中也说到“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应该是没有实际参与的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