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文体中，最敏感的当属诗歌，国难当头之际，遭受蹂躏的屈辱与苦难，奋起反抗的激愤与坚韧，都最先见之于诗。晋察冀诗群①不仅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烽火，而且拓展了抗战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审美空间。 一、晋察冀诗群命名的必要性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歌史，新诗流派的构成与命名，或缘于社团和刊物，如文学研究会诗人群②、创造社诗人群(亦称浪漫派)、新月诗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等，或缘于文体、创作方法与诗集名，如小诗派、湖畔派、象征派、现代派、“汉园”诗人群、新民歌体诗人群等，而晋察冀诗群可以说是最当得起以地域命名的诗派。 抗战时期，诗人聚集地并非只有晋察冀，为何晋察冀诗群能够独树一帜、彪炳史册呢？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大的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也于1938年9月迁至重庆。重庆地理上两江交汇，重峦叠嶂，地域广袤，文坛上刊物丛生，诗人云集，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携手并进，也有不同倾向的交锋。大重庆，大而杂，诗潮澎湃，漩涡翻滚，反倒难以用地域来命名。昆明为西南联大所在地，先生一辈仍有新作，更为可喜的是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年青一代诗人成长起来。西南联大诗人，走向战场前后，题材跨度甚大，而创作方法整体上趋于现代主义，因此文学史叙述时宁可用当时其主要园地《中国新诗》或多年以后出版诗歌合集的“九叶”来命名。 与以上地区不同，晋察冀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搏击场。无论是肩负作战使命的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官兵，还是县区干部与敌后武装工作队队员，抑或隶属于各级报刊通讯社剧社等文化机构团体的编辑记者编剧作曲，首先是抗日的斗士，然后才是诗人，一手拿枪，一手执笔。延安诗歌精神③，为晋察冀诗歌输入了革命力量。诗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诗歌的生成机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传播方式及接受效应，都带上了战斗与热血的晋察冀色彩，质朴而雄浑的审美折射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烽火。 二、战士鲜血染红诗章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④，执戈能杀敌，挥笔会作诗。抗战时期，晋察冀写作并发表诗歌者人数众多。初有催笛、温拓、韦平、于六洲、新绿、邓拓、舒同、孙毅、塞红、塞风、流笳、耐茵、胡可、路遐、鲁萍、郭苏、黑仔、保申等，继而随着西战团、东北挺进纵队干部队、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前线文艺工作团、华北联大、抗大总校及二分校等单位的迁入与军政机构及剧社等文艺团体的成立，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力军、叶频、石群、陈辉、司马军城、谷扬、英子、钱丹辉、叶正煊、蓝矛、郑成武、邓康、雷烨、魏巍、程追、鲁藜、林采、孙犁、王炜、石坚、劲草、蔡其矫、玛金、商展思、章长石、田流、劳森、任霄、徐明、郭起、陈陇、陈乔、李雷、张绍明、陈布洛、柳枉、方璧、张帆、陈新、郭汉城、周奋、洪水、甄崇德、耿金云等亦先后进入晋察冀诗坛，本地也涌现出田流、白水、王黎、张庆云、栗茂章、郭起、和谷岩、刘照红、高良玉、邱陵、贺森、张风芝、李光波、刘振河等诗坛新人⑤。晋察冀诗歌无不饱含战士的激情、带着战场的硝烟，甚至浸染上英烈的热血。 史轮，原名马清瑞，1912年生于山东邱县(现属河北威县)，19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新诗集《白衣血浪》，卢沟桥事变之后奔赴延安，不久参加西战团，1939年1月初抵达晋察冀边区，在边区文化救国会工作。史轮与田间、邵子南、曼晴等一起把街头诗运动带到晋察冀，他在《老百姓摸枪》最后一节写道：“五更里，东方明，/武装起来真英雄，/东南西北去游击，/打他汽车收县城。”这首民歌风的短诗被谱曲改题为《武装起来真英雄》，传唱至今。他还有《白山黑水》(秦腔)等戏曲作品，很受观众欢迎。1942年秋季反“扫荡”中，史轮在雁北不幸被捕，遭受酷刑，顽强不屈，英勇就义。 雷烨，原名项俊文，1916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38年秋延安抗大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派赴晋察冀，1941年末到冀东军区，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等职，1941年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雷烨勇武踏实，多才多艺，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与摄影作品多有佳作，诗歌创作亦独具风采。《滦河曲》继承了古典诗歌的顶针手法，又汲取了陕北信天游的比兴：“滦河的流水唱着歌，/歌声浮载着子弟兵。/子弟兵的青春——/好像河边的青松林。/滦河的流水含沙金，/金子好比子弟兵的心。/滦河的流水向渤海，/渤海岸上发源子弟兵。/滦河的流水发源长城外，/子弟兵回旋喀喇沁。”1943年4月20日，雷烨在反“扫荡”中遇袭，掩护两名战友突围，自己身中数弹，最后关头，砸碎相机、望远镜，烧毁底片，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邓拓在1943年5月18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恸雷烨》，文中说：“我们的复仇的战斗的行列更像奔放的洪流，从太行山万千条峻岭之间，冲泻而下，冲向东方，冲灭敌人的阵地，我们边区的文化工作者更将英勇向前，站在行列前哨的岗位上，激扬这战斗的怒涛，愿你的精神就像你故乡钱塘江潮一样，在外面战斗的行列里永远澎湃！” 司马军城，原名牟伦扬，土家族，1919年生于湖北利川，“七七事变”后赴延安，初入陕北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1938年2月转入陕北公学第二期第十一队学习，5月赴晋察冀，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记者，先后担任报社机关自卫队长、印刷厂长，当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调任冀东《救国报》总编，兼《新长城》主编，后又调到冀热辽区第五地委，任《救国报》燕山版主编。司马军城不仅以战地通讯闻名，而且也写有视野宏阔的《人类的早晨》(长诗)与意气豪迈的《世界是我们的》等诗歌。《山地里的赘语》更是以质朴而超拔的象征表达出雄奇之美的意境：“当太阳刚出山顶的时候/山地，像揭了盖的开锅/蒸腾着牛奶般的白雾/我们的山呀/那拥在白棉被里的战士/恢复了昨夜的疲劳/它微笑着/它要起来//太阳上升了/白雾渐渐稀薄/山起来了/自己更加长大”。1943年4月7日，在丰(润)滦(河)地区白官屯附近，司马军城与四位战友遭遇百余名日军包围，激战中，司马军城中弹牺牲。年轻的生命献给他誓死捍卫的祖国山河，清晨的白雾是燕山滦水回赠他的圣洁哈达。司马军城1942年赴冀东游击区办报时，邓拓曾赋诗送别。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信中有一句富于诗意的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听到司马军城牺牲的消息，邓拓夜不能寐，赋诗《祭军城》：“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弔台。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十几年后，念及战友司马军城，邓拓撰文仍予以高度评价：“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的进行曲。但是，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篇是同天地一样长久的，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也才是永生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