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2-0173-10 从古至今，东北都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一种决定性变量，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作用不单纯是东北自生的功能，而是多种因素叠加和交汇的结果。东北文化既是文化空间概念，同时更是历史延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空间区域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时空统一的文化复合体。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抗战时期的特殊因缘使“东北作家群”名噪一时外，作为东北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表征的东北文学特别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能够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和定位。 一、重回东北解放区文学现场 如何重新发掘新资料，通过回归文学现场，复现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整体面貌，深化文本的历史理解，是新时代东北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十分明显，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系统研究有利于更全面总结解放区文学的成就，更加有利于把握延安文艺传统与东北解放区文学内在的关系及其对新中国文学制度、观念、创作等方面的影响。东北解放区文学处于东北现代文学快速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土改文学、工业文学、战争文学等方面代表了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最前沿的成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观念的全面实践。当然，文艺研究不是从文艺开始到文艺结束，而是以“历史视角”“时代视角”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进行分析，来把握东北解放区文学对于东北地区乃至全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基于延安文艺传统，是《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的具体实践，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运动、文艺理论的全面审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深入研究，探寻人民文艺理论的历史源头，对于当代文艺创作、审美观念的引导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受地域因素、资料整理程度、研究者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东北解放区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东北解放区文学无论是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还是在东北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中，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与东北社会政治属性的变革相一致，东北解放区文学最初也是从叙述十四年殖民地悲剧故事，表现家国情怀开始的。 在一批最前沿的左翼作家流亡关内之后，东北文学经过了一段艰难而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在表面繁华而内在凶险的沦陷区文艺界中，中国作家用各种文艺手段或明或暗地与侵略者进行抗争，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种状况到了1945年“光复”之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东北文学一方面回顾过去的苦难，另一方面表现对新生活的憧憬，这正是后来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心理基础，而日渐激烈的国共斗争又为东北文学的走向、为解放区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具体的现实基础。这与以萧军、罗烽、舒群、白朗、赛克、金人等为代表的东北籍作家的返乡和东北沦陷区留守的左翼作家关沫南、陈隄、山丁、李季风、王光逖等人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当然，随着我党十几万军政人员一同出关的延安等地众多文艺家在东北文学的创设中更是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这其中已经成名的有刘白羽、周立波、丁玲、草明、严文井、张庚、吴伯箫、华山、陆地、公木、方青、任钧、雷加、马加、陈学昭、西虹、颜一烟、林蓝、柳青、华山、师田手、李克异、蔡天心等。 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直接继承了延安文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创办了《东北日报》《中苏日报》《东北民报》《关东日报》《辽南日报》《西满日报》《大连日报》《松江日报》《合江日报》《吉林日报》《胜利报》等报纸，这些报纸多为党的机关报，其文艺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以及文艺动态，对于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引导与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东北文学》《东北文化》《文学战线》《人民戏剧》《白山》《戏剧与音乐》等文学杂志以及东北书店、大众书店、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这些文艺刊物和书店对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北解放区文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像东北区域的其他工作一样，迅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二、十四年抗战的文学书写 现代东北文学在新文学运动初期虽说是晚于也弱于内地文学发展的，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新起的东北文学和作家被国难推到了文坛中心，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更直接受到鲁迅的关注扶持，迅速成为前沿作家。这样一批流落到上海等内地都市的青年作家由此而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从此奠定了东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然而，正像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文坛也变得相对平静舒缓一样，除了萧红、萧军等人外，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也逐渐失去了文坛的关注。应当承认，包括萧军在内的一些东北作家创作，其文学成就和文坛名声之间并不完全相符，是时代造就也是时代提高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但即使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学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认识也还是不足的。对此，笔者也有一个认识转化的过程。过去单纯从多数东北作家群成员的创作进行判断，感觉有某些艺术价值之外的因素在评价中发生了作用，可能其地位有些“虚高”。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说，艺术之外的价值判断就是艺术判断本身。或者说，社会判断、政治判断就是中国文学史评价的根本性尺度。因为，在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之中，政治的责任感和社会的使命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救亡图存的社会存在又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提供了最好的生长环境，“悲愤出诗人”“文章憎命达”，文艺创作便与政治、民族、伦理等融为一体，脱离了这一切，文艺也就失去了时代与大众。所以说，无论是具体作家作品，还是文学史研究，没有了这些“外在因素”也就疏离了文学史的本质。因此，东北作家群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文艺的产物，必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重重地书写一笔。作为后人，对于历史做出评价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但就是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也就曲解甚至歪曲了历史，委屈了历史人物。“东北作家群”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单一的，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一种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评价。正如鲁迅为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所做的序言：“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如鲁迅所言，《八月的乡村》后来果然被禁，也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