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66-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一、作为中国问题的现实主义：问题与方法 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文论70年来一个重要的中国问题(China Issue)，也就是说，既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对俄苏话语的“接受—模仿”，也不能将其视为是对西方话语的“刺激—反应”，而应该深入中国经验内部考察其理论话语与文艺实践的碰撞互动。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流变已经是一个被认可的文艺事实，那么这一过程典型地折射出新中国文论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上的创造性转换。[1]在“古”的维度上，当代中国现实主义与古代传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影响与改造的双重关系。在“今”的维度上，发展着的时代主要矛盾和时代精神则不断赋予现实主义诗学新的历史内涵。在“中”的维度上，我们试图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文艺话语；更为重要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对现实主义的推崇，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文学的现实关怀意识，让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领域一直作为主流话语。在“西”的维度上，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①对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影响不可小觑，它已经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内在的问题。质言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是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中创造性转化的产物，这一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话语博弈建构的过程，因此它可以视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 将现实主义文论作为“话语构成”，是将其问题化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呈现出问题复杂面向的同时突破诸种历时线性、具有“进化论”性质的文论史叙述，进而尝试在“共时的历时性”中探寻一种新的文论史叙述模式。近年来，从《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2]、《“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3]等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将现实主义作为“话语构成”的阐释尝试，这些文章试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之间去探寻文论的对话与交锋，进而回答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规范建立的深层原因。这种研究方式有助于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所掩盖乃至忽略的历史细节，蕴含了一种打开当代中国文论理论空间的可能性。研究观念的变迁导致研究方法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将具有相对完整性的历史分期视为一个“场”，以历史化的方法在“文论场”中去发现共时性的话语对话与交锋，在此过程中去考察文论(文艺)话语领导权的生成。在《政治无意识》的开篇，詹姆逊提出走向历史的“客体路线”和“主体路线”，他选择了“主体路线”，即“突出我们借以阅读和接收所论文本的阐释范畴或符码的路径”，他认为我们从未(也不能)“直面一个完全其作为物自体之鲜活性的文本”，让我们理解文本的是“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读习惯和范畴”。[4]也就是说，历史化的方法不仅要关注“第一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在接受过程中因阐释“第一文本”而衍生的“第二文本”，从历时的线性叙事转向以共时为主的问题考察，在“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共同构筑的意义语境中，发现其中的话语交锋、异质成分甚至写作者不自觉的“潜意识”，由此进入每一时代深层的思想境域。② 本文试图以秦兆阳提出的“广阔的现实主义”为例，由点带面地进入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论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阔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构成：(1)这一命题在1956年提出便引发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1957年以后该命题被视为“毒草”，直到在新时期初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语境中作为理论的“鲜花”得以“重放”。(2)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广阔的现实主义”遭到新写实主义话语的强势冲击，秦兆阳本人主持文学杂志《当代》时对张炜《九月寓言》的坚决否定也增强了该命题的危机，但却是在这一时期“广阔的现实主义”在历史叙述中充分完成了经典化建构。(3)有学者将“广阔的现实主义”同俄苏文论话语体系中的“开放体系”类比，也有学者深入挖掘“广阔的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拒斥(区别于法国左翼文论家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4)虽然当下“广阔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叙述转向了文艺思想领域，但是数字语境下赛博艺术生产对传统现实观的挑战，迫使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打开现实主义“广阔”的空间，思考“虚拟真实”下的现实主义问题。 二、作为理论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构的“另一面” “广阔的现实主义”是对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③一文核心观点的归纳。长期写作、编辑过程中积累的困惑④，苏联文学“解冻”思潮对中国文艺界的有限启发⑤以及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促使秦兆阳于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该文较为系统地表达了秦兆阳对现实主义诗学的思考。 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秦兆阳构筑了一条矛盾主线，即文学创作中“生活-教条”之间的对立。何谓“广阔”？秦兆阳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是广阔的，是因为现实主义最为根本的创作面向——生活——是广阔的，而导致现实主义“不广阔”的原因，便是“教条主义”。因此，苏联教科书式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庸俗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机械的写作方法(强调歌颂光明、提倡无冲突论、只写英雄而不关注普通人、放弃作家个性进行“平均数”式的写作等等)都成为秦兆阳批判的对象。从文章的论述篇幅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显然是秦兆阳关注的核心问题。秦兆阳真诚地认为文学事业应当为政治服务，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长远性目标，因此要遵循“文艺性”，即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首先必须考虑到它是艺术，注意各种文学的形式性能，提倡作家艺术个性与艺术修养的发挥。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虽然秦兆阳认可作家世界观之于创作的影响，但他更加重视的还是作者对于客观现实的忠实，即现实主义“作为方法”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