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以下简称李)：首先想请您就一个基本问题做一些解释。最近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文献”来界定您和诸多同行的工作，但在早些时候，大家包括您自己都爱称呼自己是“史料工作者”。那么根据您具体的工作经验，这两个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刘福春(以下简称刘)：其实“史料”和“文献”这两个词一直在用，它们的区别一定是有的。从理论层面，好像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可能更想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进文学所那时开始的一个变化。这不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应有一个时间线索的梳理。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叫“史料”，而是叫“资料”。那个时候做这样(研究)的一些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搞资料儿的”。在“文革”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材料”，“材料”跟“资料”好像又不一样，“资料”有点中性，“材料”好像是有意在做某个人的“材料”，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太好的。我到所里工作的时候，“材料”的说法一般不会用了，当时更多使用了“资料”这个说法。比如说那个时候像咱们研究室老的一代，他们就不大说“史料”，说自己是“搞资料儿的”，包括咱们做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也是用“资料”的说法，而几乎没有用“史料”。我想后来显然是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太轻了，就更多使用了“史料”的说法，像马良春他们出书，都用“史料”取代了“资料”。到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这个学会在最初成立时以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为主，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88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那次会议人还是挺多的，像台湾的秦贤次等都来了，还有香港的学者。“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人都叫不好，“史料学学会”是个有点别扭的称呼，在“史料”后面又加了一个“学”，好像如果不加这个“学”，就觉得它的理论成分不是很高，我觉得这跟我们工作的方法和自信心还是有一点关系。最近这些年，“文献”的说法更加流行了。我为申请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去查了一下，发现那里面的题目已经很少用“资料”了，“史料”偶尔也有一点，但是更多的是“文献”。我觉得从“史料”到“文献”的变化当然可以从理论层面来进行辨析，但更多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跟大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自信”有点关系。现在，我当然觉得“文献”比“史料”更加正规，或者说更加完整庞大一些。史料嘛，它就好像更小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从理论的层面上我没有更多的想法。 李：这个太有意思了，也牵涉到很多特别重要的学科史和学术史问题，也很值得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再做一些辨析。 刘：我觉得做史料也好，做文献也好，大部分都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学科成熟，它确实是需要理论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建设，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操作层面，即具体怎么来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我更像一个厨师，但是这些年逼得你不断要阐释一些什么美食理论。我可能会把菜做得还可以，或者做得很专业，但是你要让我在理论上说得那么清楚，或者要从什么营养学方面再说出一些话，那就说不上来。我写的好多所谓“理论”文章都是跟我实践有关的感想，我觉得它缺少一个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学科的系统思考，这本身就是我的不足。 李：“史料”“资料”和“材料”的问题，是否跟七八十年代之间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这些词背后是否对应着当时人们一些特殊的心态和感觉？比如“资料”在当时就常常和“情报”连用…… 刘：你讲的这个让我忽然想起来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做资料、做史料的这些人都来大陆交流了。记得九十年代初，来了一位台湾的诗人，见面当然谈一些诗歌的问题，没想到他说自己对台湾那些搞资料的人特别讨厌，原因是他们搞得太细致了。我当时很惊讶，搞资料肯定是越细越好啊，但那位诗人说那些搞资料的太气人了，他们连哪个诗人哪个作家是党员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不给国民党提供情报吗？ 李：沿着您刚才说的线索再提一个问题吧。从“资料”到“史料”再到“文献”的名称变化，是否也伴随着我们这个学科不断“规范”的过程？ 刘：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学科的成熟或者叫独立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过去做材料、资料，还是一个附属的关系。后来称呼虽然变成“史料”，但还是会附属到“阐释”或理论研究的后面。但我觉得，史料和文献工作更多关系到求真求实的问题，它还是应该和理论阐释区分开来，它们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 李：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总是占有一个位置，一般研究者不可能不利用史料工作者的“成果”，但大家对史料的态度在各个时期却有很大的不同。作为资深的史料工作者，您对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否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刘：我觉得变化最大的还是发生在最近这些年，大家对史料工作的整个评价变高了。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国家社科基金，这样一个倾向性的东西不能不说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我看了一下国家社科基金里的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很多题目都是“整理与研究”，与“史料”相关的似乎更容易申请成功。但你看那些题目，“整理”后边还是要带一个“与研究”的尾巴。所以我就想问，如果只是做一个“史料整理”，能申请到基金吗？其实对我们来说，“整理”本来就是“研究”，没有“研究”又谈什么“整理”，所以大家还是没有做出很好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