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管理主义情境下全球学术职业的变革与坚守

       [中图分类号]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1)06-0033-13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社会问责强化等背景下，“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及其竞争性概念“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领域最流行的主流话语和政策范式。新管理主义是区别于传统官僚管理模式的一整套管理哲学，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淡化组织中的科层管理规则、引入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技术(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产出监控、质量审计等)重塑公共服务部门的组织和制度环境。新公共管理更多涉及管理层面的改革，旨在通过引入市场力量重塑政府的组织结构、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1]二者在具体的管理技术层面有诸多类似之处，都强调将私人领域的管理技术引进公共服务领域，以最大化地实现“经济、效率和效能”。二者的区别则主要在于，新管理主义不仅涉及微观层面的技术控制，还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哲学与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领域，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放松对大学的直接规制，赋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以提升其组织灵活性；第二，广泛运用目标协议、绩效评价、质量保障和问责等方式间接控制大学；第三，引入准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强化高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和效率。[2]随着新管理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大学场域内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本文将以新管理主义情境下专业主义的分化为分析视角，结合不同类型的专业主义的特征及其对各国学术职业和学术工作实践的影响，试图深入探讨该过程中学术职业的变革与坚守以及学术专业群体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新管理主义情境下专业主义的分化

       (一)专业主义与管理主义

       学科共同体和院校组织是影响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两大关键性合法共同体。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所言，“各国高等教育都可按照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来进行划分和组合，学术人员既属于他所在的学科共同体，又效忠于其所在的院校组织。”[3]其中学科共同体遵循学术导向的专业主义逻辑，而院校组织则遵循效率导向的管理主义逻辑，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分歧和冲突。作为大学组织的核心成员，大学学术人员同时受到专业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的影响，在开展专业实践的同时也参与组织管理实践，在习得学术共同体文化规则的同时，其行为方式也受到所在大学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影响，他们的学术身份、价值观和工作实践均在专业逻辑和管理逻辑的博弈和互动中不断调整和重塑。作为学术自治和共同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专业主义是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它强调个别判断(Individual judgment)与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主要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在价值层面认可普遍主义的规范，在个体层面信奉研究的相对自主和自由，在集体层面遵循内部自我规制和同行评议，[4]旨在通过被广泛接受的文化信念和规范化的制度设计保护学术人员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处理复杂情况，并确保学术共同体正当行使决策权，从而实现学术职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专业人员通常享有程度较高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也得到国家和社会承认，其合法性来源于专业人员普遍接受过高度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他们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力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其专业实践通常还受到专业协会的规制和监督。作为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均从事着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工作，知识生产的创造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学者可以自行管理相关事务，并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判定其价值。相比之下，管理主义则表征着通过提高组织效益和效率以更好地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形成的一系列组织管理原则和价值观，它强调顾客导向、成本管控、绩效管理，主要存在于私营部门的商业环境中，被各种类型的公司所广泛采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公共领域的兴起，许多公共服务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也开始将一系列私营部门的管理主义工具运用到其组织实践中。和强调自主性的专业主义相比，管理主义侧重于效率和产出，它更加关注如何使雇员更好地履行组织角色和责任，从而将组织投入(资金、物质资源)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实质性产出，以此获得资源投入与合法性。[5]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管理人员通常会将科层制与市场原则相结合，通过制定战略规划、实行目标管理、密切监督员工表现等方式提升组织绩效和利润。

      

       (二)组织专业主义与职业专业主义

       随着新管理主义的理念和工具在专业领域内的进一步渗透，专业主义逐渐分化为新兴的组织专业主义(Organizational Professionalism)和传统的职业专业主义(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两种类型(如表1所示)。其中组织专业主义也可以将其视为“被控制的专业主义”(Controlled Professionalism)或“被管理的专业主义”(Managed Professionalism)，其典型特征是控制、评估和竞争，它以韦伯的官僚组织为基础，将“理性—法律权威”和基于责任的层级结构相结合，致力于最大化提升组织绩效和效率，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其管理实践涉及目标管理、标杆管理、绩效评估、持续的质量改进和评价等规制形式和问责措施，并通过组织内部一系列标准化的控制程序得以实现。而职业专业主义则以专业权威和学术身份为基础，以专业知识和社团关系网络为联结纽带，借助共同的、长期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形成专业认同，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维护专业人员自由探索高深学问的权利，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从而获得学术声誉和同行认可。它主要遵循埃米尔·杜尔克姆( Durkheim)的职业道德共同体模式，该模式将职业共同体视为社会整合与协调的根本途径，试图通过建立职业伦理缓解社会冲突。在这种模式下，雇员和客户均信任专业人员，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能够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出学术判断，并在职业道德的引导下对学术工作进行专业控制。[6]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的表述，在实践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它们可能作为一种混合形式同时出现，即将新管理主义中的某些核心要素与专业主义的基本规范相结合，或将管理主义工具部分应用到那些与专业主义冲突较小的领域中，从而形成更加微妙和复杂的专业实践。[7]

       二、组织专业主义影响下学术职业的变革

       在所有专门职业中，学术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学术职业承载并形塑着所有其他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基本规范，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培养其他专门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相应地，不同学科的学术从业人员也被视为产生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实践的生产者角色以及培训其他特定职业从业人员的导师角色，这些都奠定了学术职业的“元专业”地位和学术职业从业者的特殊社会地位。[8]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学术人员一直享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市场化和新管理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入渗透，大学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加剧的全球竞争，因此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效率和竞争导向的管理主义手段评估学术人员的绩效并刺激其学术产出。随着组织专业主义的强化，组织目标在很多领域逐渐取代专业控制，进而导致学术人员在专业实践(包括教学、科研、学生指导等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