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1)05-0003-10 一、问题提出 大学在走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治理制度和组织文化面对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极严峻的挑战。 首先，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的图景和性质，大学规模动辄数万人，使大学不再是培养社会精英的精英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促进社会流动本应是高等教育的题中之义，但是大学作为社会向上移动的阶梯作用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开始减弱，大学学位不再是获得进入社会上层的入门券，获得学位只是进入一个前途不那么明确的职业的必要一步。在规模宏大的大学中，学生很难获得个别化的人文关怀，他们都成为数万“号码”中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增加了管理层次和管理人员，强化了管理文化和行政权力，教师在大学管理中不断被边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持续不断地使大学治理更偏向于科层治理模式。 其次，市场正在深刻地改变大学，大学的公共物品性质正在变得愈来愈模糊。学费不断上涨，公众和学生日益把高等教育视作有价商品，甚至在大学内部也开始把学生视作消费者，把学生的满意度视作评价教师教学的唯一指标，使教育成为教师打包递送的产品，消费者的满意度成为教师攀登学术阶梯的必要条件。大学把教师等同于企业的雇员，特定期限合同正在取代长聘约定，合同成为大学行政管制教师的利器，从而严重地改变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在适应市场需求和应对政府问责的双重压力下，专业行政人员不断增多，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决策层级不断上移，大学校长的价值观和决策行为越来越像企业的CEO，而院系基层学术单位正在被改造成知识生产车间、知识传播演播室和政府机构的服务站。 最后，信息化与市场化纠缠在一起相互强化，正在改变着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与方式。持续的信息技术创新对大学教学和科研等核心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技术和市场成为大学实现对教师的支配、控制和剥夺的有力工具。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大学教师的劳动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包括三个要素：“有意义的活动，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在数字化的知识生产环境中，知识生产的周期大大缩短，大学有意义的活动(教学与科研)不断加速，大学教师感受到知识创造的难度加大，知识创造的紧迫感增强，大学教师被知识创造的时限所裹挟，无暇思考知识创造的社会意义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伦理意义，或者说无暇思考“有意义活动”的意义在哪里。“劳动对象”被异化，从重知识创造转向以发表为第一要义，创作论文和著作成为学者的主要关注，为了获得和维系学术声誉就要不间断地发表，同时还要在社交媒体中管理自己的声誉。数字技术不断强化了大学对教师劳动的监管，发表的数量与被引用次数成为大学评价教师的最直接和最简单易行的工具。在教学方面，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也日益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教师被期望时刻在微信中可及，智能手机几乎成为增加学术劳动压力的最有效工具，讲课可能随时被录像，讲课截图可能随时被发布在网上，教师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在数字工具的监控之中，这对教师构成无形的压力。劳动过程的第三个要素“劳动工具”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学教师埋头于故纸堆中“爬格子”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学教师现在一整套的劳动技能包括线上搜索、上收费的数据库搜寻、保存在线资源、构建数字分析模型等。这就使学术劳动的资源与大学的地理存在脱钩，大学变得更像一个平台，大学教师的劳动更多的是与大学的数字资源相连，如电子邮箱和企业微信等。这种人际间的疏离造成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管理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又带来了心理上的焦虑。“劳动工具”的变化会引起社会质疑大学实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吗？ 大学治理制度和组织文化面对如此尖锐的挑战，却对此反应并不敏锐。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力对峙严重；在大学外部，公众和政府对大学不能全面满足他们的期望而深感不满。在自媒体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代，大学的问题和“丑闻”被无限放大，大学被公众的批评和政府的指令所裹挟，正在失去引领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必须改革大学的治理制度，重构大学的组织文化。 二、三个发达国家的大学治理改革：经验与教训 在历史上，大学是由它们的学术共同体运转和治理的，但是在当代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断施压大学改革其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大学治理结构和制度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的加剧，大学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国际共同的改革趋势在各国的表现形态和形式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大学组织的国家传统在决定各国的大学治理制度形态方面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一)三个发达国家的大学治理改革 1.英国大学的治理改革 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严格审查所有公共支出，1981年高等教育经费被大幅削减，这标志着英国大学独立时代的终结。1985年《加拉特报告》(Jarrat Report)的指导思想是，大学应该像私企一样，相互竞争资源，学生应被视作顾客。[1]该报告还建议大学采用中央集权的领导方式，减少教师的决策参与，制定更正式的长远发展规划，建立更系统的定量绩效指标。[2]大学校长委员会接受了这份报告的建议，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建议取消大学教师的终身聘用制，这就破坏了大学教师的职业安全，使学者难以发出与大学行政不同的声音。英国政府也根据该报告采取了新机制监管大学，1986年制定了“科研水平评估作业”(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进行排名，并根据排名结果确定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拨款，即根据“科研质量”有选择地拨款，这导致了大学科研的管理和目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8年政府进一步通过立法撤销了存在70年、曾被国际高等教育界视为维护大学自治典范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因其被指责对大学太过“软弱”，而被更“强硬”的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HEFC)所取代。这项法令还终结了大学与多科技术学院的双轨制高等教育，将后者升格为大学，这样许多大学成为教学大学，不再践行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这使大学教授的声音在大学内部进一步被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