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discipline)及其建设问题是学术界非常熟悉的话题，也是人们一直在不断追问的命题：“什么是学科”“如何才能称得上是学科”“学科之于个人和大学组织发展有何价值”“如何才能建设好某某学科”等诸如此类。有关这一主题的学术产出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些学科问题已被很多学者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似乎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基于此，本文拟对学科概念、特征、价值及其发展策略等问题予以进一步阐释，以期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一、学科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现代英文词典对学科大致有四种解释。其中两种含有名词的“纪律/规训”和动词的“训练/约束”之意；另两种将学科解释为“一门学问或知识的分支，尤其是在大学里所习学问的分支”[1]或是“知识的领域，尤指在大学里的教学科目或学习科目”[2]。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则将学科定义为“按照学问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或学校教学的科目”[3]，“是一定科学领域的总称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校‘教学课程’(course)，与‘教学科目’(subject)的通用”[4]，抑或“学术的分类或教学的科目”[5]，“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6]。从词源学和词典的解释上看，似乎关于什么是学科的界定已经很明确，但这种解释还不能全面回答“学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正确解读学科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呢？ 第一，必须承认学科仍然是一个存有争议概念的事实。通过梳理中外文献，笔者发现目前中外学界对学科概念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定义学科概念。第一种是活动方式说，即把学科视为“大学职能的基本单元”[7]，“(学校)教育项目和知识生产的组织单位”[8]，“一种以建立范式为目的(基础学科)和以改变客体为目的(应用学科)的活动”[9]，“一种联结(学者之间)……的专门化组织方式”[10]；第二种是权力制度说，即强调学科(建制)是权力合法性的根源，“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11]，是包含知识结构、组织容器和社区文化三方面内容的学科制度和学科建制[12]；第三种是知识体系说，认为学科是“特殊的知识集合”[13]，“知识结构的基本单元”[14]，“由知识基础衍生而来的……可识别的专业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知识分支”[15]，“是围绕办学定位、教师和学生等三大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建构起来的”[16]，“具有可教授性的任何知识体系”[17]，是保证教师完成教学、科研、管理任务，产出科研和教育成果的“学科领域”[18]；第四种是混合假说，认为学科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形态，前者是指一个个知识分类的体系，后者是指在大学中存在的一种学科组织。[19]尽管这四种表述用语不同，但基本上囊括了目前中外学者对“学科”内涵的理解，多角度地勾勒出学科的整体图像。 第二，必须意识到学科是发展性的历史概念。虽古已有之，但其内涵和外延始终不断发生变化。从词源学来看，“学科”一词译自英文“discipline”。据考，学科一词源于拉丁语的动词“discers”(学习)，并派生出其名词形式“discipulus”(学习者)。[20]也有说，该词源自希腊文的“didasko”或拉丁文的“(di)disco”(学)。[21]语言学家霍斯金等人据词源分析推测，“discipline”一词也蕴涵“知识”(knowledge)和“权力”(power)两层含义。[22]在我国古代，“学”与“科”是两个分开的字。“学”等同于学说、学问和学校，如“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23]；“科”指科举考试所需学业科目，如《孟子·尽心上》道“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24]。在古代，人类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学科概念，所有学问都属于哲学“形而上”的东西，是作为知识整体而存在的。公元5世纪，“七艺”首次以系统化学科形式出现(6世纪分化成“三艺”和“四艺”)。12-13世纪，七艺、神学、医学和法学四科一起成为中世纪大学的教授科目，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四类专业学院。17-18世纪，文艺复兴和欧洲近代化催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如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但当时很多新学科或仍被排斥在大学正式课程之外，或被纳入其他古典课程，或是以单独的一门课程存在于大学之中，没有成为大学专业化发展的基础。[25]直到19世纪，一些新学科，如现代语言、政治科学、经济学、工程、农业机械、化学和物理等才正式成为大学教学科目。从此，大学二级学院/学系也伴随学科知识累积和分化相继被建立起来。如美国宾夕法尼亚率先建立了拉丁语学院和哲学学院；1825年弗吉尼亚建立七个平行的专业学院[26]；1831年哈佛大学成立了教育学院等。[27]按照斯缇科威的观点，学科是社会科学系统中结构化的形式，其出现是19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28]本-戴维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等著作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29] 第三，学科最难理解的部分是其“超复杂性”(super-complexity)的结构化概念。在现代社会，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成为一个超复杂的概念系统，包括“多”(multi-)学科、“亚”(intra-)学科、“跨”(inter-)学科、“交叉”(cross-)学科、“超”(trans-)学科等。这些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30]首先，多学科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用本学科传统的学科范式解决某一学科领域的特定问题，并通过整合使研究问题得到解决。贝赛拉尔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多学科研究可能是形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基础。[31]其次，亚学科，或称“子”(sub-)学科，是学科内部“熵变”的结果，是学科内部体系网状复杂的连接。[32]达尔贝雷认为，亚学科低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不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之间进行频繁的相互影响[33]。事实上，亚学科是学科的一种自我进化，是“冗余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的子单元”[34]。再次，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是同义语，其最初的学科形态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学军事联合体。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创新对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提出要求，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与多学科不同，跨学科不仅仅是从不同学科角度解决某一学科领域特殊问题，而是指各学科在合作研究中为了不同学科的共同目标而开展的协作和整合方法。这种协作和整合方法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互动发生。[35]最后，“超学科”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瑞士认知学家皮亚杰率先提出。他认为，认知科学主要研究个体认知心理是如何发生、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他将“这些联系定位在一个学科之间没有稳定边界的整体系统中”[36]。到了20世纪90年代，吉本斯等进一步发展了“超学科”概念，提出了知识生产新范式：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超学科研究范式，并试图使之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新常态。[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