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与文明调协 陈伯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2021.2.142～146 “别现代”究竟“别”在哪里呢? 以眼下所及的一些新兴现代化民族的实例而言，最常见的一种赶超策略，乃是自觉地运用己身尚能掌握且具有某种传统基因的集权政治机制( 即所谓“国家机器”) ，以强化整个社会( 包括资金、劳力、市场、物资以至各种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等) 的组合作用，借以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相关文明制度的配合设施，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也大有差异，从政府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引导民营经济的运行，到各个行政机构用税收、贷款、货币发行、公益劳动组织等多种手段来介入和干预市场的运作，乃至国家直接掌控某些企业以打造国营经济部门，形态不一而足。最极端的表现便是像苏联那样将所有经济实体都收归国有，进行国家经营，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明赖以建构的资本掌控劳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虽未改变，但市场化的取向则荡然不复存在。就实践结果来看，应该承认，这一做法对国民经济的早期发展是有一定成效的，它以较快的速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打下重工业基础并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也为安全防卫做出了有力保障。但当现代社会的演化需要着重面向民生日用以大力改进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时，其缺乏市场导向而难能及时自我调节的弊病便显露无遗，这或许正是苏美长期竞争中苏联经济终落下风的主要根由，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全然不可取。当然，“国家干预”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病，特别是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会出现扭曲和违背市场导向的种种不良现象，如权力意志、垄断经营、官商勾结、打压“草根”，等等，甚至产生出一个高踞于民众和法律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建设形成很大阻力。人们常将这类弊害单纯归之于传统积习，视之为现代文明中的“异己”因素，实际上，其生成根子———政治权力直接介入经济与各社会生活领域，恰恰来自后发民族因加速现代化进程而拥有的“赶超”需求，属外缘性后发现代化自身的有机组成。承认这一体制的历史必然性而又致力于逐步更新其功能，是“别现代”发展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同形态现代文明之间的相互调协以至合作交流，是有其可行性的，前提在于我们的智慧和努力。进一步要追问的是，调协后的现代文明，将会趋于“一元”还是继续保持“多元”状态呢? 我以为，经过调协，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减少了矛盾对立，在性能上相互趋近，是可以预期的。但由于民族传统的差异和所处地位的不同，其生成的结构和变化的轨迹不尽一致，各自仍不免会保留自身的个性特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要完全消除隔阂，以形成统一的文明形态，或许还要打个问号。更何况在当前“原现代”与“别现代”正“厮杀”得难分难解之际，另一个幽灵——— “后现代”已悄然降临人间。这里所说的“后现代”，并非指20世纪末叶即已发出大声喧嚷的那些以“解构意义”或倡扬感官享乐为主要目标的各类思潮，乃意谓一种切切实实的新的科学活动和生产方式，即以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它们实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和一种新文明，即与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待的“智业文明”，这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在这个新的知识产业部门中，计算机、人工智能配以各种自动化装置，经由人的智力操作，即可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来。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大量体力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在这里多被计算机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机械装置所取代，人的作用主要是掌握和发送信息以操控计算机及相关智能装置，且或对各部门及整个营运工作予以组织调节。这样一来，工业文明中习见的“机器” ( 资本)掌控“劳力”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今是“劳力” ( 以科技和管理人员为代表的智力劳动)借计算机、网络等传送信息以指挥“机器”( 包括人工智能) 的操作。智力劳动者不再是单纯的雇佣劳动对象，他以自己的独创性劳动推进着整个知识产业，实际上已成为参与产业创造性运行的人力投资者。劳动与资本乃至人力与机器之间关系的这一变化，必将从根底上改变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促使文明形态有一个大的飞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的普及推行，也会让市场交换形式发生相当的变异，其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市场导向作用将产生如何的影响，也是需要悉心观察的。质言之，方刚兴起的后现代文明因子已经深深渗入现代工业文明之中，无论在“原现代”或“别现代”社会生活里都已显示出强有力的印记。人类文明在向后现代社会全面过渡的情况下，是否也会出现多元分流、碰撞，以至需要新的协调和安排呢? 姑志之以备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