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交流促进与中亚的民心相通

      [中图分类号]D822；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21)03-0043-21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我国在与丝路沿线国家推动合作共赢的发展进程中，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既是“五通”的最高标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持续的关键机制。

      本文聚焦“五通”中的民心相通，从现状分析、文化认同、金融创新、文化景观和教育科研五个部分，探究了“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与中亚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机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与中亚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机制分析框架

      一、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的现状、挑战与机遇

      陕西与中亚的民心相通对“一带一路”的重要价值已在相关文献中得到充分论证[1-2]。新形势下，陕西仍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理清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的现状、挑战和机遇，对于凝练文化交流举措、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参照意义。

      (一)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体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必须首先认清影响这一进程的结构和文化制约要素。就此，学术界关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文化认同的三大理论，对于寻找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的相关条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地理距离理论指出，地理距离是阻碍国际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本性因素和变量。“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地理距离是贸易引力模型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地理距离越远，也就意味着运输环境越复杂，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交通成本就越高，与此同时也容易强化整体市场的分割特征[3]。此外，旅游地理学研究发现，全球50%以上游客的国际旅行目的地均在本国的陆地邻国[4]。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地理距离较近的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在旅游消费活动中表现得更加活跃。其实，新经济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观点均表明地理距离是两国互动往来的考量因素。中国与中亚山水相连，且两地近年在政治、经贸、古迹文化、艺术文化等层面已形成一定的互动规模，这种结果某种程度上与较近的地理距离紧密相关。

      文化距离理论强调，虽然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地理距离对区域互动的影响，但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文化隐性距离仍是构成两地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5]。文化距离是指两国间共享规范与价值观的差异程度，具体表现在国家间因语言、制度、价值观、习俗、生活习惯等文化方面所形成的差异。虽然中亚与中国在物理空间上山水相连，但中亚与中国陕西仍存在客观且不可忽视的文化距离，集中体现在官方共同语种缺失、文化背景差异等方面。研究显示，文化距离对国际旅游意向、经贸合作程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6]。也就是说，文化距离越接近，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障碍就越小。因此，不同区域可以借助旅游、教育、艺术等多层次的交流手段来减少两地间的文化隔阂，进而缩短其客观存在的文化距离。虽然中亚与中国存在一定的文化距离，但相应的交流手段可以保证两地民心相通。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交流的逻辑起点、意义价值、交流机制、实现路径、困难挑战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中亚和中国两地之间实现无缝隙的互动交流提供了认知基础。

      文化认同理论进一步将文化距离上升到认同的层次，认为群体通过“集体无意识”状态实现对族群特征、生活方式、民间风俗的认同。美国社会学家Roland Robertson在其文化全球化理论中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会在思维方式、思想理念、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的交互碰撞和交流中产生融合。因此，应从陕西和中亚文化的同一性入手，挖掘和强调两地间更多的文化共性，促进两地民间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相互了解，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当前，对陕西和中亚民心相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贸交往、产业互补、文化机构、留学生教育等领域，少量研究聚焦两地文化交流的协调机制、教育合作、文化遗产、旅游往来等。现有研究指出，“文化先行”战略应作为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语言应成为文化认同构建的关键所在[7]。但当前文献缺乏对两地民心相通现状、挑战、机遇的详细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深入认识两地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策略和路径。

      本文首先以地理距离为切入点，评估两地民心相通在政治、经贸、人文领域的现状；进而以文化距离为抓手，探讨两地在共同语种、文化背景、战略地缘等方面的挑战；最后立足文化认同，分析两地如何充分利用交通运输能力、民间宗教信仰、经贸互补潜力、文学作品渊源、文化旅游开发等机遇，破除地理距离障碍、缩短文化距离、建设共同文化、增强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民心相通水平。

      (二)陕西和中亚民心相通的现状

      1.政治基础

      2014年至今，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丝路经济带”建设内容的表述比重逐年递增。已推动一系列官方活动，如欧亚经济论坛、中亚区域智库发展论坛、城市圆桌会议、丝路国际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丝路文化发展论坛、丝路国际电影节等。制定或与中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如2013年丝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议签署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201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陕西自贸试验区，2018年西安获批“国家中心城市”，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此外，西安国际港务区、综合保税区、公路港与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港口优势也有助于陕西对中亚的经贸开放。这些均为陕西与中亚民心相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2.经贸合作

      陕西与中亚的经贸合作特点表现为总体贸易量小、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以公路和铁路运输为主以及严重的贸易顺差。2008-2014年，陕西与中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82亿美元增长到2.02亿美元，占总进出口额比重从0.16%增至0.39%。2010-2014年，陕西对中亚五国出口额占其进口额的比例差异较大，2010年陕西对土库曼斯坦出口额占其进口额的比重最高，为0.37%，对塔吉克斯坦出口额占其进口额的比重最低，为0.01%。2014年，塔吉克斯坦该比重增至0.63%，哈萨克斯坦增长次之，其余三国较为平稳[1]。2004-2013年间，陕西与中亚的经贸活动主要以陕方单向出口为主，而陕西从中亚的进口量低至可忽略。陕西在中亚的主要出口国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土库曼斯坦出口额最低[2]。严重的贸易顺差不利于陕西与中亚双边贸易的长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