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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表达了道歉者对历史的态度，暗含了道歉者对过去的选择性利用，是一种记忆的修辞术。道歉本身没有什么情感力量，但它却通过情感对道歉者与接受道歉者双方的“协同治理”来达到和解的目的，这决定了使道歉产生效果、发挥作用的因素是情感叙事。对于创伤性历史的现实表征及其修复而言，道歉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它必须同时借助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努力。而施害者的正向介入最核心的体现形式就是道歉。道歉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起点，是多种可能性的开端。
)于1985年5月8日向德国议会发表的反思性演讲。布鲁纳认为，这是“1985年至1988年间，西德最为成功的纪念性演讲”③；时至今日，这篇演讲也确实是德国政界反思纳粹历史的经典文献。演讲一开始，魏茨泽克就明确了德国既内在于欧洲又独立于欧洲的特殊位置——1945年5月8日对整个欧洲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但德国人必须“独自纪念这个日子”，“必须独自找到评判的尺度”；德国人需要回忆整个人类所遭受过的苦难，同时也要思考德国历史的进程。借助这样的“放”与“收”，魏茨泽克巧妙地把德国政界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融汇到了欧洲对“二战”的反思中，从而将纳粹的主导性罪行与战争的普遍罪行混同在一起，这在客观上起到将德国罪行“最小化”的效果。 演讲的第二部分是演讲的核心，即通过界定、悼念受害者承认施害者的罪行。这一部分没有华丽或煽情的辞藻，魏茨泽克对“二战”中所有的受害者都进行了朴素而纯粹的悼念，这份朴素言辞也为魏茨泽克的演讲赢得了巨大的影响。聚焦于受害者，也意味着对施害者罪行的刻意回避，这本身就是一种“狡黠的”话语策略，因为这样的“揭示”和“遮蔽”使魏茨泽克“成功地避免了关于为由德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承担责任的任何重要讨论(减少了对希特勒和‘少数人’所犯罪行担负的责任)，而是将德国人‘引起的’苦难与他们所忍受的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后果的苦难混为一谈”④。不仅如此，魏茨泽克还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最大化地扩展了受害者的范围，使其从万众关注的犹太人扩大到了“二战”中所有的受害者——不仅包括“在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而且还包括“所有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民族，尤其是那些难以计数的在战争中丧生的苏联和波兰公民”“在盟军的空袭中、在监狱中、在被驱逐的过程中丧生的同胞”“被屠杀的吉普(卜)赛人”“被杀害的同性恋者”“被杀戮的精神病人”“因坚持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信念而被杀害的人们”“被枪杀的人质”“在我们占领国里反抗占领的牺牲者”“为抵抗纳粹而牺牲的德国人”“资产阶级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以及共产党人抵抗运动的牺牲者”“虽然没有进行积极反抗，但宁死也不扭曲其良知的人们”“各民族的女性”，以及那些承受了伤痛、残疾、强制绝育、夜间空袭、逃亡、被驱逐、被强奸和劫掠、强迫劳动、不公正和被迫害、饥饿和困窘等痛苦的人。⑤ 扩大并重新确认受害者的身份，其潜在的意图之一必然是要重新认识施害者。演讲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魏茨泽克对战争本身的反思，以及代表施害者向受害者的道歉和忏悔。从第三部分开篇即谈到希特勒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看到，魏茨泽克在扩大受害者范围的同时，实际上也缩小了施害者的范围，他把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简化为大屠杀”，把大屠杀的实施者“简化为希特勒和‘少数几个人’”，从而推导出“其他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只是犯了一个被动而非主动角色的罪”，并最终“将德国人们确定为战争的最终受害者”。⑥如其所言，“战争期间，法西斯政府使很多民族饱受苦难，蒙受屈辱。到最后，遭受痛苦、被奴役、受屈辱的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我们德意志民族。……其他民族首先成为了由德国发动的战争的受害者，而后我们自己沦落为我们自己的战争的牺牲品”⑦。魏茨泽克的目的是“寻求和解”，为此他必须接受历史、记住历史，借助对历史的记忆通达救赎之途。然而，从他的演讲表述来看，他实际上是以记忆之名开启了德国人的遗忘之旅：忘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起因及连续性，忘记由德国人民引起并推动的反人类罪行，忘记文化/种族民族主义对正义和人性的践踏，选择性地建构德国的国家统一和认同。魏茨泽克的演讲是完美的记忆修辞，因为他通过重新框定记忆的边界，调和了不同身份的人对历史记忆的差异化基调，把最敏感的“罪”的问题转换成了“罚”的问题，使人们关注“罚”的后果远远多于关注“罪”的本质，从而使最根本的纳粹罪行被模糊化、对“人性罪”的深刻反思被中性的记忆所取代了。这样一来，他的道歉显得既真诚又优雅，但缺乏在这种情境中赋予道歉所本应具有的沉重的痛感。简而言之，道歉是由选择性记忆所决定的话语建构的，道歉者希望记住哪些历史、忘记哪些历史，或关注哪些历史、回避哪些历史，就决定了道歉者以怎样的立场、方式和基调来道歉，也决定了道歉者是否能够在国家意识的层面上引起集体认同，从而使道歉成为巩固国家政治稳定的力量，而不是刺激施害者使其加重耻辱感的导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