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后几年，心理治疗、心理分析和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对于创伤问题的新兴趣。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终于正式承认“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现象，包括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的反应。一方面，这一承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诊断范畴。这个范畴似乎无所不包：不仅是对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突然反应，也包括对强奸、虐待儿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反应，以及被归入创伤名下的相关失序现象。另一方面，这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却没有提供对于疾病的稳定的解释。实际上，作为一个概念和范畴的创伤的冲击，即使对诊断有所助益，也是以业已被接受的理解和治疗模式的瓦解为代价的，它也挑战了我们对于病理学的理解。这在关于PTSD的定义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它多大程度上必须与特定的事件类型相关？创伤是否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病理性的现象？由于边界模糊，因此各种不同的学科知识都参与对创伤的诊断和治疗。创伤现象也似乎变得无所不包。本文将考察不同学科的主要思想家如何看待对创伤理解方式的这种激进变化，考察创伤经验和创伤观对心理分析的实践和理论、文学及教育学、书写和电影中的历史建构、社会和政治的行动主义所产生的冲击。 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重新界定创伤，不如说是理解其惊人的冲击，解释创伤如何在学校教育、文学以及心理分析理论中扰乱了我们，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经验观、交流观和治疗观。我将简要介绍创伤对心理分析以及对当代思想提出了哪些挑战。 尽管对定义存在争议，但绝大多数关于创伤的描述都认为，创伤有时候是对于某一“震惊性事件”(overwhelming event or events)的迟到的反应，这种反应采取了反复闯入的错觉、噩梦、思想或行为——它们都来自这件事件——的形式。同时，与之伴随的可能是开始于经验或后于经验的麻木，还可能是强化了的重新回忆创伤事件的冲动。这个简单的界定掩盖了一个特定事实：病理现象不能通过事件(它可能是灾难性的，也可能不是，而且并不对所有人都产生同样的创伤性影响)本身界定，也不能通过对“某个事件的扭曲”(a distortion of the event)——它作为对于事件所带之人格意义的扭曲而获得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得到界定。相反，病理现象只单独存在于其经验或“接受”(reception)的结构中：事件没能在当时被充分地同化或经验到，而是通过反复控制经验它的人而被迟到地经验。“受创伤”(to be traumatized)正好就是被一种意象或事件所控制。这样，创伤之征兆不能被简单地阐释为对现实的扭曲，也不能阐释为将无意识的意义赋予它想要忽视的现实，还不能解释为对曾经希望东西的压抑。 实际是，早在1920年，弗洛伊德面对“一战”后神经官能症的发病现象时，就被其对整个欲望和无意识领域的抵制所震惊，并将之与另一种他所研究的长期抵制现象进行了比较，即“偶发神经机能症”(the accident neurosis)： 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中，患者被反复带回到曾经遭受的灾难情境下。随之而来的惊恐再次冲击他，致使他从梦中惊醒，人们对这样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他们认为，经历过的创伤即使在患者睡梦中也会向他施压。这个事实证明了这种创伤力量的强大，并且患者的精神已经把它固着了，病患固着于因其他病症的过往事件。① 不断返回的创伤使弗洛伊德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能通过愿望或无意识的意义加以解释，而是创伤事件的原原本本的回归，这是不可解释的、纯粹的回归，是与患者的愿望对立的。这是创伤性噩梦或创伤性“闪回”(flashbacks)的原原本本的非符号性的本质。正是这种原原本本的性质以及顽强的回归，建构了创伤并指向其神秘的内核：对创伤的认知乃至发现的延迟和不完全，过去的突然的、震撼性的出现，以及持续的本真的回归。 正是这种创伤经验的“真相”(truth)构成了其病理或症状的核心。这不是虚假或意义误置意义上的病理，而是历史本身的病理。如果PTSD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病理性的症状的话，那么，与其说它是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历史的症状。创伤者在自己内部“带有一种不可能的历史”(an impossible history within them)，或者，它们本身成为创伤者不能完全把握的历史的症状。 说历史作为创伤症状而发生是什么意思？确实，这种奇怪的现象使得创伤或PTSD紧密地联系于真理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与那些倾听创伤者——他们不知道如何确立其幻觉和梦的现实性——有关，而且它还经常令人困惑地出现在创伤者本人的经验和知识内部。因为梦、幻觉、思想具有“绝对原本的”(absolutely literal)性质，不能同化为相关的意义链条。正是这种绝对原本的性质控制了接受者并抵制心理分析的阐释和治疗。但是，这个梦、幻觉的图景或思想并不是“一种已经被拥有的知识”(a possessed knowledge)，而是它们本身就随心所欲地控制着其所附着的那些人，使之经常产生深度的关于其真相之不确定性的焦虑。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奥斯维辛有一个曾经在特雷津集中营待过的幸存儿童，她持续地有火车的幻觉，但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她想自己是疯了。直到有一天，在一次幸存者的聚会上，一个人说“是的，在特雷津集中营，你能通过营房的门闩看见火车”时，她这才如释重负地发现自己没有疯。(Kinsler，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