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26(2021)03-0155-11 一、现代性转折的结构迁变：资本时代的必然性 作为东方国家的学者，阿明(Amin，Samir)虽然在西方世界成长、用法语写作，仿佛是西语学术语境中人，但其非洲背景则有必要予以凸显。因为埃及作为一个古国，其文明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而其学人的现代转型与登台，则为世界的多元化呈现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阿明指出：“资本主义不能无止境地相互追赶，在这个意义上，长期的积累及其导致的指数增长，导致了人类某种程序的死亡。”[1]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悖论就是，它不但颠覆以往的所有秩序，而且发明了一个自身也难以长治久安的惯性逻辑，就是始终在“利益竞逐”中你追我赶，永无休止！这样的规则将人类陷入到一种无可救药的陷阱悖论中去，所谓“反者道之动”，或许正是要在对效率的无限止追求过程中而达到最后的反省吧。但这个概念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来自“进步”观念。 “程序死亡”这个概念提得很好，因为这意味着对问题的一种宏观把握，而且追究到了核心点上。如果借用易经思想来表述，阿明描绘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利益竞逐”倒颇类于“既济—未济”的关系，在资本的逻辑下，可能永无“既济”之可能，所以只能是对利益的无尽追逐。而“未济”概念乃是警醒人世间万物从来都是循环往复，并非如此一旦功成就可一劳永逸。正是因为这样的“自我消亡”逻辑，“资本主义它被一种更文明、更先进、更必需的形式超过，其自身通过长期资本积累允许的人类活动的水平的大提高为这次超越做了准备。伴随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成熟也为这次超越作了准备”[2]。应该说，资本主义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种痼疾，一旦打开了这个人类史上的“潘多拉盒子”，就难免使得人类整体去承受“瘟疫”的蔓延。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是人类社会，只要有商品、货币的存在，就必然有资本的出现，就必然有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制度建设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并把握住其限度。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个“潘多拉盒子”有其魔怪的一面，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果封建社会没有向其他社会过渡的可能，那么资本社会就不可能成为这只“上帝之手”。 马克思之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受到后世的尊重，就是因为他能够站在学术立场上，尽可能地去揭示资本发展的规律性所在，虽然他绝不缺乏政治热忱和激情。他是身在江湖而忧其国族，是有大关怀的思想家。在他看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如此描述，当然有过于使用文学语言之嫌，但仍是必要的，所以马克思从货币说起：“货币，即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成的共同形式，一般商品，其本身必须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和相兑换。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留待其他地方去阐述。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4]而“货币作为资本，这是超出了货币作为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货币作为资本，可以看作是货币的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较高级的形式的承担者出现的。无论如何，货币作为资本不同于货币作为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资本作为货币，看来好像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那不过是资本处在这样一种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在资本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资本的一个前提。货币又会在以后的一切关系中出现；但那时它已经不再充当单纯的货币”[5]。如此货币—资本的演进轨迹基本明细可辨，我们可以看到，物的发展也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可循，资本一旦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自主之物”，它就反过来可以具有自身的生命力，甚至可以“驱人为奴”了，这种异质侨易现象其实值得关注。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基础性的尚属于器物、经济、社会层面的元素，那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整体文明结构层次中，我们必须把握好彼此间的关系，因为“社会结构对社会进步的容量限制是多方面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技术和其他创造性活动同样表现出固定的容量”[6]。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结构间性侨易因素的出现必然导致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层层相扣、环环相因，“导致社会变革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许多场合互为因果的”[7]，而“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变革，一旦离开了整体，都是难以理解的”[8]，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文明整体结构中，将其相互间的彼此作用视为根本性的因素来对待。器物、经济、社会这一组概念应属于文明初级器物层面，但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定型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够长期性地作用于制度、文化层面。 二、文化逻辑与商战本质 詹姆逊(Jameson，Fredric)进一步揭示了其对文化层面的深刻影响：“当前西方社会的实况是：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出产日新月异的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9]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即便是占据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也都不得不被这种规律所支配；本来是最激动人心的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产物，却也不得不纳入到资本投入产出的所谓知识生产过程之中。 那么，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究竟是什么？资本的观念层面究竟会以怎样一种驱动力来型塑和规训人类的社会构建乃至精神生活？近代中国，或许可被视为一个最佳的试验场。汪康年曾指出：“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战。”[10]郑观应则如此阐释道：“当此竞争之世，商战最烈时也。昔者商务之广，工业之盛，首推英国，近则欧美各国靡不振兴农工商务，皆孜孜讲求。有树艺学堂，有工艺学堂，有商务学堂，有矿务学堂，有铁路学堂，有格致学堂，人材日出，新器日多，精益求精，所以有优胜劣败矣。”[11]在这里，商战被认为是竞争时代的突出标志，而各种教育的兴办也是为商战作准备和基础的，按照这种思路推演下去，则兵战—商战的关系就不难得出了：“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而人反畏兵战，而不畏商战。吾知二十世纪因商战之败而亡国者，必较兵战为尤甚。”[12]这里进一步将商战提到了与兵战并列的高度，这确实是卓见。在现代性的中国商业发展本身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状态，郑观应就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敏锐意识到了经济巨轮的巨大作用，确实是得风气之先者，但可惜的是他的卓识并未能得到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后世重新发掘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在郑观应看来：“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倍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则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3]他更明确地指出其逻辑关系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虽然将学战看得很高很重，但他并未忽视商战，甚至认为其更为根本：“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1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以“遏制商人”为能事的国家而言，此番论说真可谓石破天惊，那就是商人及其所从事的货物贸易事业其实关系到国运兴衰。所以，商战是必然的选择，当达尔文发现“物竞天择”的基本理论，赫胥黎以一种传播者的姿态积极普及的时候，那么，人类文明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一个以商战和经济利益角逐为中心的全球时代。那么，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就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其导致的利与不利的“两头蛇”现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