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自信”的出场：新时代的标识性概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与之相应，一个时代也有承载和标识一个时代之话语体系的关键词或概念。如果说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或者，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于2017年10月18日发布)之定义而论，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那么最近十余年，在这个以“新时代”相期许的历史时段内，最能显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且堪称最新之关键词的怕是非“文化自信”莫属了。而若是再具体于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领域，那么“文化自信”无疑为其第一关键词，扮演着首席小提琴手的角色。“文化自信”在当前学术界乃至社会舆论界的热度和重要性可从以其为主题的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量中管窥一二，虽然这种观察方法并不绝对可靠。 自1990年迄今凡三十载，据知网统计(数据采集日期为2020年1月5日17点37分)，以“文化自信”为关键词的论文有10916篇之巨(含2020年15篇)；若以年度搜索，则可发现，2011年是一转折点，是年发表497篇，而此前的2010年仅有27篇，2009年15篇，2008年18篇，2007年9篇，2006年14篇，2005年10篇，2004年13篇，2002年2篇，2001年和2000年均为1篇，1999年2篇，1997年和1990年各1篇，其间的2003年、1998年、1996-1991等八个年份均无数据显示，姑且都理解为零篇(因为或许有文章未能被收录进来)。2011年之后，以“文化自信”为关键词的论文陡然呈井喷之势暴增，2012年687篇，2013年497篇，2014年564篇，2015年499篇，2016年1555篇，而2017、2018、2019更是连续三年每年都在3000篇以上，分别为3264、3852、3153篇，蔚为壮观。 以“文化自信”为题的图书出版亦多集中在2017-2019这三年之间，与论文发表的井喷之状殊相类似。这类图书有王蒙《王蒙谈文化自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陈晋《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年)、沈壮海《论文化自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李程骅(主编)《文化自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丁小强等《文化自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李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变迁与重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耿超和徐目坤等《文化自信：中国自信的根本所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文化自信：创造引领潮流的时代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朱宗友《中国文化自信解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向玉乔等《道德文化自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靳于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高宏存(主编)《文化自信八讲》(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年)，等等。此外，这三年间还有相当数量的学位论文以“文化自信”为研究对象。再者，更多的学者则是将文化自信作为一种视域、指南、关联物来考察和处理其各自领域的问题。例如，龙湘明《在文化自信背景下基于语料库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新进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刘春雨(主编)《文化自信与中国外国文学话语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以及刘迪香《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益阳近现代文化变迁和发展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等等，形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模式，在此文化自信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制高点。 文化自信研究浪潮的形成，特别是2011年作为一个重要转折点、2017-2019年作为此浪潮之高峰期的出现，自然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客观认知的结果，但在中国特殊之语境下，国家和政府层面上的号召、介入和推动当是更具决定性的动因。应当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那是在最终意义上的情形，其作用缓慢、间接，甚至是潜移默化的，而上层建筑中的政府、政治对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则具有直接的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接受毫不费力，且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议政(如“清议”)参政、为国“献策”等，一般为其人生之首要追求。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类，孔子曾有“素王”之谥，其门有诲：“学而优则仕。”此“仕”乃“兼济天下”，非关一己稻粱之谋。即使连李白这样狂放不羁的大诗人心底里其实也隐藏着一个按捺不住的仕宦之志，如其所表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无待乎亚里士多德之定义，儒教中国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文化自信浪潮貌似陡然之雄起十足见证了中国语境中政治之于学术的号召力和导向力。 “文化自信”在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持续存在乃至活跃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作为一种回应，“文化自信”不断出现在各种形式的媒介之中，既是一个学术话题，也是一个社会话题。从论文发表数量看，如前所谓，2011年是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或可称其为“文化自信元年”，因为当年时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这一重大场合首次将“文化自信”擢升至国家政治层面予以考虑和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2]翌年即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宣读报告，他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3]虽然，这次报告在内容上对文化自信着墨不多，但其发布场合显然要庄严和重大得多，因而可以说“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学者沈壮海先生盛赞“文化自信”的隆重出场：“文化自信被明确写进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4]而且，他还具体阐发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三个自信’并提，‘四个自信’共论。‘并提’指的是将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放在一起同时予以阐述、予以强调，并且还讲了道路、理论、制度之间的关联。‘四个自信’共论指的是什么？党的十八大报告里也有专门的篇章讲了文化自信，虽然没有与前面三个自信放在一起，但是，‘四个自信’已经同时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5]显然，他看重的是“四个自信”之同时出现于一个场域，如此而言，则其即便不是遥相呼应，至少也是属于家族一体、与有荣焉。可以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四个自信”之并提已是呼之欲出、可期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