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常通过自我书写来找寻自我的沈从文，在1949年历经自我失而复得之后发现，执着于顺应过去自我而不作出变化将导致的唯一结果是自毁而无益于国家，个人要从亲身遭受的苦痛中解脱出来才能够更好地做有益国家之事。他郑重得出结论，要“忘我”，不执着于自我的延续、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目的在将余生精力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做实事。 可是，在努力“忘我”做事的后半生中，其对过去自我的书写却常常出现。从《沈从文全集》的收录情况可知，1949年至1988年，沈从文的自我书写除了存在于思想检查、会议发言稿、问题交代和表态材料，还存在于私人书信、日记、回忆性散文、诗歌、演讲整理稿、采访记录等之中。新中国时期沈从文涉及自我书写的文本在研究使用上有局限性，材料中有背离本心和他人介入的部分①，不能一概而论地使用，不过，书信日记等私人文本和回忆性散文、演讲整理稿、采访记录等公开文本较少呈现出这些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文本类型中，书信又在数量上占大部分。并且，努力“忘我”的后半生，与群体相疏离的个人自我的具体回忆，在书信里尤为突出。 本文侧重分析沈从文后半生中对过去自我的书写，在分析过程中对政治检查等书面材料采取搁置的态度，而重视沈从文私人书信中的自我书写，兼及书信之外的部分自我书写。在“忘我”的要求之下，主动书写过去自我是有着特殊作用的。 一、作为对个人当下的疗愈与指导 沈从文在书信中复现处于与当下相似困境中的自我，帮助自己接纳当下，体恤自我的心境，释放情绪、得到安慰。回忆中过去自己的应对方法，也被用作指导当下。 其复现的少时自我经历，与他写信时特定情境发生关联，他用呈现和疏解少时自我经历中痛苦的方式，同时呈现和疏解写信当下的痛苦。例如，1957年4月14日，沈从文的书信中复现了少时自我的一段经历——“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②写信时沈从文正在南京出差考察，为筹建丝绸博物馆做准备。看上去活动很多，白天热闹极了③，累得如“小时候放春假郊游回家”，晚上还有文娱节目。身处热闹之中，但其实从当天的家信看来，沈从文内心却是孤寂的。如同少时场景再现，繁花争艳，但沈从文想问问自己“究竟是谁”，他认为自己在这时明白了小时候的心境，明白了“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④ 在这封信中，接纳、体恤是如此形成的：复现少时的一段经历，将自己当下的“环境—情绪感受”与少时的“环境—情绪感受”相对应，以理解和解释彼时彼地情绪反应的方式来获得对自我当下情绪的接纳、体恤。沈从文将小时候的情况与当前所处情况对应上，并在信中跟妻子讲述。是现实的孤寂，使他柔弱，记起小时候这一回不被大人理解的花下哭泣。五十年过去，这个时候，沈从文也如小时候那样，在外界热闹与自身柔弱寂寞的对比反差中有被安抚的需求，并以对小时候的理解，安抚着五十年后的自己。此时谈及和理解小时候的委屈心境，实际上说明了沈从文此时此境中的心境，是在自我中寻找到了契合的经验，借此抒发。 通过复现自我经历，将情绪释放到经历中的另一典型，在沈从文1976年8月给周晓平的信中。这封信中，读者得以看到，以往的经历被调动起来，回忆以往起到了情绪释放和情绪安抚两方面的作用。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总理交付沈从文的任务还未完结，政治运动还在无休止地改变和消耗人们的生命，沈从文用拼命忘我工作的方式来压制内心的痛苦。情感和工作的消耗，使他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⑤。8月3日，沈从文突然决定南下避震和养病，这决定来得迅速，只一小时之内便决定下来，并且更多的是在地震威胁下为家人的考虑——“主要是两个小的，我不走，三姨也决不动窝”⑥。于是，因唐山大地震余震对全家人的威胁和自身身体健康的损坏，忽然间，沈从文被从这种拼命忘我的工作方式中抽离出来。 沈从文在信中把这次南下归为自己一生中“三次突然而来的大事”之一，他回忆人生头一件大事是突然由家人决定入伍，“小学毕业后十五岁，忽被家中人告知，明早离家”；其次是抗战非常时期教育部决定后撤西南，“晚上八点三校开会，十点通知我，明早七点上第一次通车，到了天津，上海才发生战事”；“第三是这一回，全家上路，真是巧不可言”⑦。与前两者相提并论，首先体现了他对此次南下的消极，同时，他通过调动少时、中年时的两段经历来消化这个不平常，使之被归类为自己生命经验库中有过例子的事件，以此包容之。前两件事都是突发而由不得自己控制的，又都将沈从文突然从一种稳定的状态抽离，例如入伍，使得年纪轻轻突然头一回进入陌生人群和陌生职业。信中所说人生中前两件大事分别使沈从文进入到新的不仅历时久而且影响大的人生际遇中去，是艰苦的，也是挑战的，并具有生命危险。沈从文将南下与前两件事并列，认为这次突然决定将对个人命运产生巨大改变，是冒险。但通过个人自我的回忆，这位74岁的老人努力将离奇当作平常，作为已有生命中经验的重现来接纳。 不仅仅疏导情绪，对过往经历的回忆还指导了沈从文写信当下的行为。 1962年冬天，沈从文给在上海的程应镠写信，信中，四十年前青年时候面对困境的态度鼓励了他自己。这里的“四十年前”经历，成为沈从文经验库中可以调动来支持当下的经验，是“一切单独而且陌生情形下”找到的“不单独”和“不陌生”，也是如何应对“单独且陌生”处境的启发指导。沈从文回忆起那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冷冬，“穿的是一件夹衫，用棉被包裹两脚，坐在冰冷无火炉的一个又窄又湿小小房间中，从从容容接受生活中面临的一切现实。”他自言这四十年活得辛苦，几位亲人去世，辛苦积累的作品也在社会变动中失去活力，写信的当下，他正感觉到回到了当年“一切单独而且陌生情形下”。情形一样，人的精力已不同了，他感慨二十岁的时候，“年青什么也不在乎，凡事一个无所谓。只觉得面前一切平常自然。还有事情待我来完成。”而现在，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的眼神已经昏花，行动上和头脑是一样固执，与老朋友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但自己还应当去像四十年前要用“四十年前天真心情”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