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2-0077-10 对于撰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后文简称《桑乾河上》)的目的，丁玲表示：“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1](P45)不过这并不表明丁玲仅以“工作札记”为追求，相反，她在故事主要原型地涿鹿县温泉屯村非常注意实际生活资料的发掘与收集：“她经常去这家看看，那家聊聊，讲形势，讲政策，也关心别人家吃什么，做什么，而村里面的女人没事都愿意和她坐坐。”[2](P42)因此，《桑乾河上》让温泉屯人深感亲切：“这本书写的大部分都是事实，虚构的地方很少。”①依今日眼光看，此小说其实也是中共革命再造“基层中国”的组成部分。黄仁宇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创设高层机构，“毛泽东先生的贡献，则为看清大陆的农村，无法局部改造，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重创低层机构”[3](P13)。黄的“低层”之说实近于今日社会学常用的“基层”概念，《桑乾河上》据以为本事来源的土地改革运动，无疑是“重创基层机构”最见效果的革命实践。一方面，土地改革本身是革命对于传统乡村的冲击与改造。民国乡村多沿绅治制度，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组织原则，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掌控了乡村政治生活”，“从根本上改造了乡村社会结构”[4](P471)。另一方面，《桑乾河上》的写作也介入再造“基层中国”的巨大历史异动之中，恰如柄谷行人所言，“‘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像的共同体’”[5](P221)。这双重“再造”注定了《桑乾河上》的复杂性与多质性。那么，考量丁玲对于土地改革本事的重构过程，探究《桑乾河上》如何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无疑是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基层中国”形成之关系的极佳观察点。 一、传统乡村的“身”“心”结构 《桑乾河上》想“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6](P159-160)，再造“基层中国”的努力，在逻辑上必始于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叙述。那么，丁玲从怎样的角度理解传统乡村的呢？陈明回忆，“丁玲曾经说，农民‘翻身’如果不彻底，生活仍然是可能过回去的；而彻底翻身，就需要农民‘翻心’。”[7](P94)所谓“翻身”，指乡村权力结构之迁移以及下层民众在经济上“向上翻身”；“翻心”则指民众心理在自我身份认同与秩序认同等层面从“老理”向“新理”转变。显然，这是比启蒙视角的国民性批判更见深刻的历史观察。不过，这并非丁玲的个人发现，而是源自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的基本要求。在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土地改革若求成功，则必须解决乡绅阶层对于乡村漫长的“寡头统治”，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翻身”与“翻心”关系的问题。1947年，冀东十四地委在报告中指出： 翻身必先翻心，不翻心就不能翻身……经验证明，凡是翻心运动深入(翻心翻透)与广泛(包括中间与落后群众)的地区，地主是全部消灭了……凡是翻心运动不深入不广泛(只翻了几个村干或积极分子的心)的地区，有的地主打击不彻底，有的封建富农漏网未斗，群众仍是懒洋洋的。[8](P222)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宝贵乡村工作经验。无论“翻身”还是“翻心”，皆涉及土地革命前中国乡村长期存在的对农民发生控制作用的社会结构。《桑乾河上》从两个层面呈现了暖水屯里存在的此种社会结构：一是事关农民之“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二是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 (一)对事关农民之“身”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呈现 在此方面，《桑乾河上》具有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精确性与深刻性。《桑乾河上》精确呈现了以钱文贵为首的“八大尖”对于暖水屯的统治，其中居核心者是钱文贵(更有势力的大乡长许有武外逃)。钱文贵并非最具财富(土地)，而是胜在与地方权力网络的积极关系：他同保长、县府官员甚至日本人都有关系，是谙熟关系学、长于运作，以此成为“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9]的强势人物：“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10](P11)八路军来后，他让儿子参加八路军，让女儿嫁与村治保主任，鼓励侄女与农会主任恋爱。这些布局使他依然保持统治地位。对此，李子俊女人看得透亮：“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10](P274)仅次于钱文贵的，是担任甲长、性格阴险的江世荣。这“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相互交援，形成了暖水屯硬性的结构性统治。显然，这种描写与《白鹿原》大异其趣。《白鹿原》中乡绅统治主要建立在对儒家道德以身作则的践行之上，而非政治经济优势。比较起来，《桑乾河上》抓住政治经济优势，恐怕还是比凸显道德声望更贴近当年“基层中国”的普遍事实。韩丁曾描述山西张庄“八大乡绅”的政治经济统治，其情形与《桑乾河上》“八大尖”统治实在是非常相似： 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申、范、师、郭这四家是为首的。他们不仅取得了别的富户的支持，而且把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拉拢到他们一边。这些人替他们当差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分赃。至于其他老百姓，那就正如乡绅墓前的石龟一样，背上镇着石碑，永世不得翻身，地主对他们采取的是愚弄、恫吓和分而治之的策略。[11](P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