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也已经发表100年了。 1921年鲁迅四十岁时，从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附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 1922年1月2日，一位名叫谭国棠的读者，给《小说月报》编者写信说：“《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却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1]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比以后由于种种干预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作为世界文学中的艺术典型的价值。“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道出了这类艺术典型令人产生精神反思的深刻意义。 连载过程中，不仅大评论家沈雁冰“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有的读者也疑心是与自己相关的作者在骂自己。涵庐，即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上发表的《闲话》讲过这样的情形：“我记得《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看来阿Q一诞生，就引起人们的自我联想。 《阿Q正传》在《晨报附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附刊》的《自己的园地》专栏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Q正传》的主旨：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2] 周作人的以上说法，的确非常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1925年5月，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就说道：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3] 毫无疑义，“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由此“自己觉醒”——这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那么，这一主旨是通过怎样的人物加以表现的呢？是通过“提炼精粹，凝为个体”而成的活生生的阿Q。鲁迅1934年11月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描摹过阿Q在自己心目中多年的影像： 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4] 这个影像，与周作人所披露的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是相似的。由此可见，鲁迅关于《阿Q正传》创作主旨的自述，与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的评说基本一致。 阿Q后来的命运，确如沈雁冰1923年的《读〈呐喊〉》一文所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来了。”[5]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的名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作了进一步升华：‘《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如果你“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