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晚年有一个以“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所谓“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辈，当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康梁虽是师生，且年龄差距颇大，但在精神代际上应属于同一辈)；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辈；第三代和第四代则是瞿秋白那一辈和比瞿秋白稍后的一辈。鲁迅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鲁迅甚至把结构、叙述方式和具体的方面都考虑好了。①当然，鲁迅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如果这部长篇小说真的完成了，章太炎的形象(或者说以章太炎为原型的形象)肯定是很光彩的，康有为的形象(或者说以康有为为原型的形象)则无疑是丑陋的，这理由很明显，毋庸赘言。那么，梁启超呢？从鲁迅生前关于梁启超的谈论、评说，可推断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梁启超的形象也决不会很美好，甚至可以说，一定是猥琐、滑稽的，一定多少带几分小丑模样。 梁启超留给后人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是言论界巨子，在那个时期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反袁护国运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对摧毁袁氏帝制做出了显著贡献；梁启超在学术领域亦有辉煌成就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后人对梁启超崇敬、仰视的原因。而鲁迅作为后一辈的知识分子，却颇为卑视、鄙薄前辈梁启超，这原因何在呢？ 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发表过侯桂新的《〈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一文。文章指出，鲁迅青年时期虽然热衷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和他主持的刊物，在多方面受到梁的“影响”，但在后来谈到梁启超时，却绝无褒语。侯文指出，自1925年始，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书信中，谈及梁启超处，有二十余次，而表达的多是贬意。“从《鲁迅全集》看，鲁迅对梁启超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对其政治表现的冷嘲热讽，对其学术品质的求全责备，以及对其文学成就的不以为然。对于自己早年深受影响的这位社会名流进行如此一面倒的评价，鲁迅的这一做法耐人寻味。”②在从几个方面论列了鲁迅对梁启超的负面评价后，侯桂新从“傲慢的偏见与影响的焦虑”这两个角度探讨了鲁迅贬损梁启超的原因。总之是，鲁迅对梁启超的鄙视、否定，是没有道理的。 本文则试图对鲁迅卑视、鄙薄梁启超的原因进行比较细致一点的说明。 一、鲁迅留日时期便已鄙弃梁启超 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宜过高估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开始以言论家的身份出现。《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在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启超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堪称振聋发聩，一时间举国争相阅读《时务报》。但是，这个时候的《时务报》，应该与在绍兴的十五六岁的周豫才没有什么关系。《时务报》的总理是汪康年。梁启超因为与汪康年发生激烈的冲突，又恰逢湖南方面热情招引，便于1897年11月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湖南后，便忙于教务，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章了。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中说，梁启超赴湘后虽仍在《时务报》论说栏发表了七篇文章，但都是序言和章程介绍之类的文字，没有一篇是早期那种慷慨激昂的论说文。③ 鲁迅在散文《琐记》中几次提到《时务报》。一次是说矿路学堂的“第二年的总办”俞明震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④一次是说自己在矿路学堂读《时务报》：“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⑤《琐记》作于1926年10月，回忆的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对于《时务报》的记述，应该是一种误记。鲁迅于1898年5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这学堂不满意，遂于1898年10月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时务报》(旬刊)1896年8月创刊，1898年9月停刊。⑥所以，鲁迅也好，俞明震也好，都不可能在1898年10月以后阅读新出的《时务报》。学堂里的阅报处依旧摆放着旧的《时务报》是可能的，第二年，即1899年到矿路学堂任总办的俞明震坐在马车上看新出的《时务报》是不可能的。何况，1897年11月以后，梁启超便没在《时务报》上发表像样的论说性文章了。所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应该对鲁迅没有产生特别值得一说的影响。 1898年9月，梁启超亡命日本，并开始在日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创办了《清议报》，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新小说报》。⑦鲁迅于1902年春到东京，自然会接触梁启超在报刊上的言论。周作人几次提及鲁迅这时期所受梁启超影响。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周作人说，鲁迅更广泛地接触新书报，是到日本以后的事，1903年3月鲁迅寄给他的一大包书刊中，就有《清议报汇编》《新民丛报》《新小说》等。⑧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周作人说，鲁迅到东京后，梁启超主编的几种报刊“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⑨鲁迅从正面接受梁启超影响，是到日本后最初几年间的事情。在留日后期，鲁迅便开始对梁启超产生了反感，并开始了对梁启超的批判。 梁启超1903年底有一次美洲新大陆之行。还在美洲漫游期间，梁启超便开始“对昔日曾与己关系较密切的革命党人表示了不满”。⑩此时的梁启超认为，革命党人才是亡国之祸首。(11)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民程度太低，尚无资格享受“民主自由”，而只能接受专制统治。所以，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在中国非但没有必要，而且甚为有害。梁启超发表的《敬告我国民》《论俄罗斯虚无党》《新大陆游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向革命派宣发了战书，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而梁启超则是改良派的主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