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话文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一样，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属于20世纪初“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文学革命”中的“新文学”以其“现代性”区别于“旧文学”。这些“新文学”在当时首先以“白话文”的形式为世人所知，但是真正使它们成为“新文学”的是其“现代性”。“白话”规定其形式，“现代性”决定其内容和思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记文学也以其“现代性”区别于中国古代传记，此前的研究对于“现代性”并无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笔者拟给出七个定位以做初步的探讨。 一、传记文学现代性的一般定位 1946年的《世界文艺季刊》上刊载了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的《论传记艺术》，其中提到：“人是太紧要的了，不能单把他们做历史的迹象看待。他们有一种价值，独立于任何一时代的进退变化之外——这价值是永恒的。”①如果把人只看作历史的迹象，他就只是一个纯然的“死物”，与泥沙一般，和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不具备任何意义。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当然不甘心只做“死物”，人有其独立的、永恒的价值，这价值与过去相连并和未来相关，而传记文学就是传载“人”的这一价值。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记文学书写以欧洲为师，在这一过程中，对传记文学的“现代性”多有探讨，概述如下。 1.求真。真实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基础，离开真实，就没有现代传记文学。现代传记文学以其“真”为基石，相对于小说、诗歌中隐藏的“真”，传记的“真”更易被读者感知，也更易被接受。中国的古代传记也追求真实，其大宗“史传”多由史官所作，其本质为史，注重史实的真实性。但是，众所周知，史官受制于政治和文化传统，难以据实书写；同时，存在于私人著作、地方志、墓志铭等文献中的民间传记也大多失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欧洲现代传记有一种中国古代传记没有的真实，中国古代传记之所以失真，除了受制于旧传统，与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大有关系。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认为：“是否真正表现人生可以给我们安慰，我不知道，但从真理中所得之安慰，是坚定持久的；从荒谬中所得之安慰，正如其来源，是虚幻的，不能持久。”②传记一旦失真就会构成虚幻、导向“荒谬”，只有真实的传记才能给人坚定持久的安慰，中国古代传记之所以失真，是因为安慰人心不是它的功能，“载道”才是，尊重传主大于对真实性的追求。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如果，我们应当尊重死者，我们更应当尊重知识、道德，和真理。” 2.不写完人不写神。人无完人，写“完人”，把人写成“神”，制造偶像的同时制造虚幻。古人常以“完人”自期进而自欺，又常出于统治或教化的目的把人塑造为“神”。写“完人”的缺点、写“神”的“人性”在现代传记文学书写中已成共识。 3.写人而非叙事。中国古代传记往往以叙事为主，读者记住的是事件，对传主本人却印象模糊，现代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主，叙事不指向僵化的学识、功勋、品德等标签，而是指向传主独特的心灵。 4.“文”重于“史”。中国古代传记多依附史学而存在，“史”重于“文”。现代传记文学则“文”重于“史”，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体裁，有史料而非史学，在创作上，不拘形式，不限技巧，允许必要的联想和虚构。 5.传记是人类的“镜子”。文学的意义之一在于模仿，人类通过模仿以增进自省和反思。传记文学是对人的模仿，通过它，人看见真实的自己。这“看见”并不仅仅指向传主，而是指向无限广阔的心灵。自传书写中，“镜子”作用尤其明显，书写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照镜子”。 6.凸显个体对于群体的意义。个体向往自由，群体总是倾向于将个体固定在既有的规范之中以利于群体稳定。现代传记文学中的传主必须表现出他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他的形象不是固定的。让个体的人以复杂、多面的形象存在于群体之中，是现代传记文学所追求的，而这对于群体的和谐意义重大。 7.凸显个体的独立价值。平等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独特，个体价值就无法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行衡量，可以超越肤色、地域、民族、种族、阶级、身份、地位等差异。因为独特，所以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成为传主，通过传记文学显现自己的价值，这一价值由传记文学的传主、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 二、现代传记文学的书写 在现代传记文学的书写中，“求真”是根基。“求真”既是核心，又是目的，它使中国古代传记和现代传记文学判然有别，“现代性”和“文学性”(或艺术性)都为“求真”服务。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现代传记文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展现“真”。 “求真”的过程有阻碍，这就需要勇气、智识和技巧。“真”多面且复杂，“求真”是传记文学书写永远的考验，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传主的“真”，蕴含着作者多少“真”，给了读者多少“真”。20世纪上半叶的传记文学书写对“求真”多有涉及，在材料的占有和处理、书写的态度等方面多有探讨。 首先，我们考察传记文学材料的获取和处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