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女性文学主题上以表现情感、婚姻、生育及职场生存为主，大多是一种哀歌书写和“痛苦”比赛，呈现出一种书写的单调以及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作品普遍采用“议题设置+通俗故事+社会报告”的模式，虽然直面社会问题，但文学性严重不足，艺术性的缺乏反过来也影响了思想性的表达。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写作的衰落。女性书写同质化现象明显，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女性自我狭隘的世界无法自拔，无外乎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婚姻失败，职场失利成为常态。故事单一、主题重复、格局狭小，最终无论是在艺术层面的文学性上，还是在解决女性问题的社会性上，这些写作都成了“无效”的文本，所谓的“女性主义”呼号无功而返，“女性”仍是一个问题摆在那里。 一、故事：重复单调走向雷同 近年来，女性文学书写的故事较为集中，主要是婚姻、职场、生育、家庭伦理关系等方面的书写。其中，婚姻书写更为集中。女性作家们将目光对准失败的婚姻，展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进而书写女性悲惨凄苦的命运。 鲁敏的《奔月》是一部全面探讨当下中国式婚姻的作品。这部小说可谓将逃离婚姻这一牢笼的书写推向了极致。故事的中心是小六对婚姻的逃离，而这样的逃离是否真的有效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文末在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中收场。除了小六与贺西南这一段失败的婚姻，小说还穿插了小六母亲的婚姻、聚香的婚姻、绿茵的婚姻，而无一例外，这几段婚姻都是失败的。在付秀莹笔下，传统的婚姻伦理可谓彻底解体，从《陌上》到《他乡》都是如此。《他乡》书写了女主人公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通过一段段失败的婚姻，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关系，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惑，也涉及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姚鄂梅的《衣物语》也是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忍与艰辛。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都反映了这一问题，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姻做出种种牺牲，最后还是无法守卫自己的婚姻。小说中的春曦也是一个婚姻失败者形象。此外，晏秋母亲、春曦的母亲，副行长的老婆等等人，都遇到同样的困境。 婚姻中的生育问题是一个极为凸显的问题，也是作家们反复书写的话题。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伦理思维。鄢然的《baby就是想要》、叶扬的《请勿离开车祸现场》等早几年的这些小说都与生育有关，最近几年这样的文本更多了。盛可以的《息壤》的主题也是女性面临的生育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普通个体面临的生育困境。作者从子宫的角度切入，书写了一场场关于子宫的“战争”。薛燕萍的《宽街》也是从生育角度切入书写女性命运。池莉的《大树小虫》对这一话题进一步深化，女主人公生于殷实的家庭，成长过程一路顺风顺水，但到了成年后却遇到了瓶颈期，那就是生育男孩的问题。小说的主体部分作家用标题凸显了这一主题：“怀上/没怀上”依次轮流出现，将生育问题放大到极致。焦冲的《原生家庭》也是由生育男孩引发的婚姻破裂。关于生育，既是历史与政策的规范和要求，也是生活以及人类繁衍的必须，虽然夹杂着诸多的外部势力，但是本质上仍是女性面临的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生育问题在中国被无限放大，在文学书写中也就频频出现。 当前很多关于婚姻主题的作品都是以失败的婚姻为中心展开的，婚姻成了牢笼与枷锁。为什么当下的人们的婚姻大都如此糟糕而选择普遍逃离婚姻的枷锁呢？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式的婚姻夹杂着太多非婚姻的因素，比如阶层地位、经济利益、生育观念、老人赡养等，唯独爱情是缺场的，池莉有部小说的标题即《不谈爱情》，这是对中国式婚姻最为绝妙的概括。贾平凹的《暂坐》也涉及婚姻问题，小说中的女性们都因为各自的原因逃离了婚姻，作家将其描述为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写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1]以此也可窥见一斑。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婚姻问题，而是与诸多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上述这些影响婚姻因素又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的时代突变相关。透过婚姻这一窗口，其实是对整个现实的关注。婚姻普遍失败一定程度上与当下婚姻伦理观的转变有关。樊迎春将乡土世界两性关系描述为从“礼仪”到“利益”的转变，很直观地展现了事情的原委，在利益面前，婚姻的忠贞似乎显得微不足道。[2]因此在作家笔下失败婚姻成为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体来说，对婚姻问题的关注也是作者关注现实的直接体现，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婚姻夹杂着源于时代突变所包含的其他多种因素，婚姻问题直接关联的是人的现实处境以及社会大的变迁，通过“小家”来观照“大家”其实也是一种作家对现实关注的策略。 除了婚姻，女性职场也是女性文学集中书写的场域。总的来看，女性面临的是不公的职场，在作家笔下，整个女性几乎都是面临失败的事业。《他乡》中小梨的经历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在后期，无论是与老管还是和郑大官人的感情纠葛，究竟是因家庭不幸寻求心灵的慰藉，还是为了事业的爬升而带着功利目的所进行的选择，抑或兼而有之，都写出了女性在职场需要付出更多。姚鄂梅的《衣物语》则是同时书写失败的婚姻和女性艰辛的生存。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展现了女性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努力方式，一种依靠自我努力奋斗，一种是借助他人的投机取巧。但是最后似乎结果都一样，因为最终谁都没有在城市找到一种归属感。《心居》也有类似的描写，作者隐晦地讲述了女主人公顾清俞是如何获得她拥有的一切的，即“刚柔并济”“用的是巧劲”“美人计”等等，虽出于部分人嚼舌根的说辞，但也有真实的成分。说到底，还是有性别差异在里面。《心居》书写的是“独立女性”的故事，但是在独立的背后，依然是一片混沌，不同于男性的奋斗史、不幸福的婚姻等等还是标配，“社会性别结构与性别观念是如此坚不可摧，女性被固定在既有的价值秩序中，无法动弹。”[3]独立女性们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女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