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21)02-0041-07 浙江的新诗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流文学史和新诗史都充分认识到浙江诗人的重要性。常立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浙江新诗史》[1]、罗昌智的《浙江新诗史论》[2]、沈健的《浙江先锋诗人14家》[3]等都是关于浙江新诗史专论的代表性著作。进入新时期以来，浙江新诗潮依然在全国独步风骚，老中青梯队衔接稳妥，新生力量层出不穷，涌现出众多诗歌群体，如张德强、谢鲁渤等为代表的“我们”诗群，孙昌建为代表的“地平线实验小组”诗群，伊甸、沈健、邹汉明等为代表的“远方”诗群，梁晓明、余刚为代表的“极端主义”诗群，梁晓明、刘翔、南野、沈苇等为代表的“北回归线”诗群，胡人、江离、潘维、泉子等为代表的“野外”诗群，柯建君等人为代表的“九龙”诗群，柯平、伊甸、沈健、沈方等为代表的南方生活流诗群，岑琦、王彪、吴晓等为代表的东海诗群，飞沙、远村等为代表的荒诞主义诗群，杨雄、六月雪等为代表的江海诗社，康泾、濮建镇等为代表的凤凰湖诗社，以津渡、白地为代表的海盐诗群，以余退、谢健健为代表的海岸线诗群，以浙江传媒学院凡石文学社、浙江工商大学扬帆文学社、杭州师范大学青衿文学社、浙江工业大学海韵文学社、浙江财经大学海棠文学社、浙江科技学院和风文学社、浙江大学子鼠诗社等为代表的高校社团。 在这众多诗歌群体之中，“北回归线”诗群和“野外”诗群，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浙江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活跃的诗歌力量和创作实绩，两大诗群分别聚集了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诗人，形成了诗人梯队的连续性，象征性地勾勒出1990年代以来浙江新诗潮的审美嬗变。近年崛起的“诗青年团队”主要力量是90后诗人，为浙江新诗潮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三大诗群都以浙江诗人为骨干，聚集了全国重要诗人，既与全国诗坛互相联动，又在全国诗坛中发出了富有引领意义的独特声音。 将“北回归线”“野外”“诗青年”等三个诗群置于整个浙江诗坛乃至于中国诗坛的整体背景下，以点带面，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等不同维度，进行立体透视，深入剖析，可以从纵深处勾勒最近30年浙江诗潮内在的审美脉动。 一、北回归线诗群：重建先锋精神 “北回归线”诗群是最有实绩的中国先锋诗歌流派诗群之一。《北回归线》刊物诞生于1988年12月，对1990年代诗坛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成为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歌民刊，聚集起梁晓明、梁健、潘维(潘维后来成为野外诗群主要成员)、南野、刘翔、汪剑钊、契丹、晏榕、王自亮、沈苇、池凌云、余刚、汪怡冰、女真、陈勇、太王、徐峰、伊甸、远村、沈方、方石英、张典、商略、荣荣、阿波、帕瓦龙、小荒、石人、子张、郁雯、邹宴、伤水、李平、储慧、孔庆根、歌沐、许春波、白地、郭靖、陆陆、倪志娟、鄢子和、老庙、丁金龙、周郡、张革、侯倩等浙籍的优秀诗人和批评家；以及外省重要诗人张曙光、何小竹、王寅、万夏、黑大春、伊沙、陈东东、默默、孟浪、徐敬亚、王小妮、杨克、黄翔、颜峻、臧棣、蓝蓝、陆忆敏、西川、翟永明、钟鸣、周伦佑、十品、杨子、安琪、肖开愚、潞潞、邹静之、朱文、马永波、王强、贾薇、庞培、沈苇、森子、大解、敬文东、海上、叶舟、草树、孙磊、杨键、聂广友、郑文斌、边围、海岸等；海外诗人学者严力(纽约)、奚密(加州大学)、阿九(温哥华)、王家新(伦敦大学)、洛夫(台湾)、张默(台湾)、叶维廉(台湾)、辛郁(台湾)、黄灿然(香港)、章平(比利时)、陈建华(美国)、弗莱德·华(加拿大)；吸引了重要的批评家群：周伦佑、陈超、陈仲义、唐晓渡、丁方、陈旭光、耿占春、刘小枫、沈奇、沈健、杨克等(以上名单均据北回归线诗群的出版资料及公众号资料进行统计)。 “北回归线”诗群的诞生，体现出对于朦胧诗潮与第三代诗人“革命思维”的深入反思。无论是朦胧诗对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第三代诗人对于诗歌审美规范的颠覆，都体现了“革命情结”。第三代诗群崛起的标志是1986年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汇集展示了活跃于1986年的诗群65个，显露出诗人220多位。1986以其巨大的青春激情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据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4]但是第三代诗人的弊端非常明显：“众多的新诗人，可以越过朦胧诗的哲学界限，也可以偶然地写出几个漂亮的句子，或几句冷酷的宣言，但就是产生不了令人倾倒的好诗。”“善意的‘现代诗群大展’将无数急于成就的青年，引向了更加非诗的兴奋……”[5]175亲自主持了大展的徐敬亚对此非常清醒： 我愿我能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逃离当时的兴奋，我愿永生地与危机意识同路，在一片完美中把缝隙和裂痕指给自娱的人们。感觉真实地告诉我，1986年诗坛上缺少高超的诗人和诗，‘86现代诗大展’后一段时间，我看不下去诗，……它隐藏于广大兴奋后的忧虑是，这一年时间多半是只能算中国现代诗分组开会大讨论的年头。[5]176-177 第三代诗人充满了喧嚣的宣言，创作实力则显得疲软，难以支撑其宏大的宣言，最终是宣言满天飞的激情岁月汇成了美丽的混乱。 我们发现，第三代诗人，在拒不承认权威和多元化呼声的背后，是艺术运动的非艺术色彩。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应和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强调的是激烈对抗。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越是新的越是进步的——支配着很多人的大脑，认为诗歌潮流是随着时间“进化”的，这就在思维上为激进的颠覆性口号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第三代诗人一个重要的倾向性就是主张反传统、反价值、反规范、反意象、反诗意、反优美、反和谐、反理性、反英雄、反崇高。借用尚仲敏的话是：艺术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20世纪的思想主潮主要是否定性的，从世纪初的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一直到后现代的维特根斯坦、德里达，都是在解构与否定。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左倾政治的阴影下刚刚挣脱出来，借助改革开放与西潮东渐之风，漩起一股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潮流，出现了与五四运动何其相似的一幕，思想、文化、文学处于长久压抑之后突然解放的亢奋状态，或者称之为“青春期状态”，对于思想—文化—艺术传统的颠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力比多的宣泄。从20世纪初的“五四”，到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否定性思维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如果说朦胧诗是一场诗歌界的思想革命，那么，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是诗歌界争夺话语权的制高点，斗争哲学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发现，第三代诗人大多数出生于1960年代上半期，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标记正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第三代诗人的童年和少年恰巧处于“特殊年代”最动荡之时，有着比较真切的记忆，对他们的人格型塑有着深刻的影响。英雄崇拜和潜在的暴力倾向已经内化到心理深处，1980年代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古今文化的断裂与反思，使得反叛压抑的呼声构成了时代的大合唱，他们便兴奋莫名、激情难耐地卷进时代大潮之中。其诗歌行为具有鲜明的“运动性”“斗争性”“群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