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1)03-0085-09 从梁启超首次译出《端志安》与《渣阿亚》，到胡适称一首译诗《关不住了》——为“我的新诗成立的新纪元”[1]，历经约十七年的时间。然而，在胡适使用了十一个外国译音字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之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外国文字已经直接可见于“新诗”的标题和诗句中了，如郭沫若以罗马爱神的英文名为题的诗《Venus》以及直接使用英文的《演奏会上》等诗。这种“西字插入”的现象，生动地反映出中国诗歌在新诗运动初期所呈现出的拥抱世界的激情。自此至1923年前后，翻译和介绍外国诗歌、输入西方诗学原理的著作如井喷般不断涌现，这些早期诗歌译介的意义和贡献主要是“放大了诗的眼光”，而诗学方法与原理的输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训练了诗人与读者们对待诗歌的眼光。 一、拥抱世界的气象 以“新”姿态问世的《青年杂志》，创刊之初就宣告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2]这一理想。从他们的思想与立场上看，“新”即“近世”、“现代”或“当代”，“世界的”即“西洋的”或“欧洲的”，而实际上，这两者又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比如，创刊号《新旧问题》一文直接宣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陈独秀也有同样的观点：“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3]随后，陈独秀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赞歌》(选自《吉檀迦利》中的四首)，以及一首赞美歌《亚美利加》的歌词，与稍后《新青年》发表的其他译诗一样，两篇都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刊出。如果从陈独秀及《青年杂志》对西洋文明的追求这点来看，那么翻译“东洋诗人”泰戈尔的作品似乎与之相违背，况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还曾介绍泰戈尔为“隐遁诗人”，不愿青年效仿。不过，译后所附的诗人简介多少透露了原因所在，即“驰名于西方世界”，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印度当代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4] 《新青年》初期的译介基本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独立的立场上放眼世界的，直至《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后，才渐渐如周作人所说，主要出于“思想美妙，趣味普遍，而且也还比较的可以翻译”[5]的原因，而且数量方面也有所增加，陆续刊载了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不少译诗。然而，《新青年》对译介和输入外国诗歌资源的贡献主要在于打开新的局面，而非建设的功劳。西方诗歌只是《新青年》认识西方的一个部分，引进外来资源革新中国诗歌，也只是《新青年》以西洋文明变革传统中国的一个部分。也因此，对外国诗人的译介明显带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基调。 如果说《新青年》时期引介外国诗歌主要是作为“认识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此后对于外国诗歌资源的引进则有了明显的借鉴意识，以期弥补、改造传统诗歌资源的局限。在《新青年》打开了译介局面之后，接续的重要力量还有《时事新报·学灯》(1918)、《少年中国》(1919)、《小说月报》(1921)、《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晨报·副刊》(1921)、《诗》(1922)等，都不程度地加入了翻译和介绍外国诗歌与思潮的生力军，配合、推动了当时的“新诗”运动和诗学研究的发展。 《少年中国》创刊号就引介了对中国“新诗”运动造成影响深远的美国诗人惠特曼，也预见性地宣示了这位美国诗人以及《少年中国》杂志将成为这一时期改造中国诗歌的主要力量。《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的作者田汉不仅介绍了惠特曼，还贡献了可能是最早的惠特曼译诗，即《太久太久了，美利坚》和《你，母亲，和你那些完全平等的儿女》一诗中的第四节。1920年初《少年中国》还连续推出了两期“诗学研究号”，更是集中地介绍和翻译了不少西方诗人及作品。比如《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首次引介了布莱克(William Blake)，《近代法比六大诗人》集中介绍了比利时诗人魏尔哈伦(Emile Verhaeren)以及萨曼(Albert Samain)、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雷尼埃(Henri de Regnier)、雅姆斯(Francis Jammes)和福尔(Paul Fort)等五位法国现代诗人。田汉选译了盐釜天飙(Shokama)所著《歌德诗的研究》中《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章，由此不少歌德的诗作被翻译出来①。此外，泰戈尔也是诗学研究号引介的重点。以黄仲苏为例，两期共翻译泰戈尔诗23首，并作《太戈尔传》②，这应该是泰戈尔的诗作第一次被大量翻译进来。另有介绍普希金的小传《俄国诗豪朴思径传》和介绍比利时诗人兼剧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诗人梅德林》。自第二卷起，《少年中国》对法国诗歌的引进多了起来。周无在《在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一文中还将古尔蒙、雅姆斯与巴特利(Henry Bataille)一并称为新浪漫主义(Néo-romantisme)的代表诗人加以介绍，还相继翻译出了象征派代表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两首诗作《秋歌》和《他歌在我心里》以及法国现代诗人德斯帕克斯(
Despax)的《幸福》，并作译序简要评价了这位死于一战中的抒情诗人。李璜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概述了法国古典格律诗和巴那斯诗派，随后着重介绍了法国象征诗派及波德莱尔和魏尔伦两位代表诗人，最后引出了法国自由诗(Vers libre)的概念，同时介绍波德莱尔的还有田汉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黄仲苏的《一八二○年以来法国抒情诗之一斑》，虽题名为“1820年以来”，实际上是梳理了法国抒情诗的历史，着重介绍了1820年以来的三个抒情诗流派，于其中翻译出了不少浪漫派诗人拉马丁(Lamartine)的诗作，又作《诗人微尼评传》专门介绍了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这位法国浪漫派的先锋，李思纯还在《抒情小诗的性德及作用》一文中尝试翻译了不少英、法、德三国的抒情歌谣。此外，比较特别的是，《少年中国》还通过发表会员间交流诗歌经验与诗学问题的通信，间接介绍了不少外国诗人及诗学思想。以上可见，无论从介绍外国诗人还是从诗歌翻译上看，《少年中国》可谓“新诗”运动发端初期引进外国诗歌资源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