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3-0200-07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沈从文虽然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但同时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就包括新诗批评。沈从文不仅对五四时期中国诗坛有影响的诗人进行评论，也对新诗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思考。但学术界至今对沈从文新诗批评关注不够，近年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如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吴思敬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曹万生的《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等对沈从文的新诗批评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总体而言远远不如对朱光潜、梁宗岱、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研究深入。沈从文的新诗批评以人性为基点，以审美为主轴，常常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观察诗人创作，并立足于东方印象式批评话语体系，最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批评个性。在中国新诗批评的历史中，理当有沈从文的一席之地。 一、在新诗发展的脉络中寻找诗人的位置 诞生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新诗，虽然其成就不能与小说、散文等文类相比，毕竟也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一些新的文学元素，出现了诸如胡适、刘半农、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冯至等诗人，有的甚至产生不小的影响。而沈从文的新诗批评所关涉的对象也大多是新诗发展初期阶段的诗人，和批评对象已经拉开了一定的时空距离，这就使他更能从新文学发展的路径来探讨诗人的创作成就和特色，进而总结中国新诗的规律和经验，因此文学史的自觉意识就格外强烈。 中国新诗自五四文学运动诞生以来，固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它本身也蕴含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它的合法性不断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我国诗人在‘五四’时期援引西方自由诗来为新诗运动张目，采用的是‘误读’的方式。这种‘误读’，一方面使得自由体新诗能够冲破种种旧体束缚而发生，形成了自身基于现代汉语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使得新诗自由体长期不能认同音律的建构。”[1]对于中国新诗积累的种种问题，沈从文当然也看到了。他直言中国新诗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新诗批评必须调整重心，尽快给出对新诗的创作和代表性诗人的准确的历史定位，以重建信心、回应挑战。沈从文重点关注的中国现代诗人包括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焦菊隐和刘半农，他对这几位诗人都专门进行了评论。此外对于胡适、郭沫若、于赓虞、冰心、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李金发、邵洵美、冯至、胡也频、林徽因等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从沈从文的讲义《新诗的发展》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中国新诗研究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他几乎搜集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现代中国诗集的目录，并且附录了七种新诗发展的参考资料。正是在这样扎实的基础之上，沈从文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评论对象在中国诗坛的历史地位及其独到贡献。如对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人，当时不少人都持激烈指责和否定态度，有的甚至认为胡适是中国新诗最大的罪人。而沈从文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把中国新诗划分为三个阶段：尝试期、创作时期、成熟时期。显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每个阶段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并不等同。在尝试期的中国新诗，其首要任务是冲破几千年古典诗歌的束缚，为中国新诗寻觅突围的方向，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观念和技巧、形式等影响，因而很多地方保留着旧诗的痕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白话诗在早期中国新诗由传统向现代的生成转换逻辑中确立下的符合形式体制，确实为随后的中国新诗在取材、想象方式和美学趣味的革命中开拓了道路”[2]。对于这一时期的诗歌，沈从文显然认为要多一点宽容。他说：“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被称为‘女诗人’。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的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3]沈从文的这种评价放置在文学史来看的确是中肯之论，没有因为早期自由诗的幼稚而一笔抹杀。新诗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当时诗坛刚刚涌现出的几位艺术倾向鲜明的诗人如孙大雨、林徽因、陈梦家、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何其芳等为诗坛注入新的活力。沈从文较为敏感地发现他们的诗作与早期的自由诗有着重大的差别，那就是普遍关注诗歌的文字形式以及意境的创造，对于中国新诗有着重大的意义。沈从文评论说：“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4]沈从文对于新诗历史的判断和朱自清的结论大体上吻合，也和韦勒克所反复强调的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价值)，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5]观念相呼应。 钱钟书曾经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6]可见，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这样的宏阔视野，就必然有一叶障目的现象。沈从文不仅在宏观上有着这种新诗历史的视角，他在评论具体的诗人创作时也是时时将其放置在中国新诗历史的脉络里，去理解、观察和判断诗人的文学成就及地位，很少孤立地评论诗人，这正是批评家很难得的文学史自觉。“一个伟大的精神能创造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7]沈从文评论汪静之时，在文章的开头用了不少篇幅论及五四时期诗人在题材上对于男女恋爱问题的回避，而汪静之的爱情诗恰好在这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才能。后来汪静之虽然仍然不断创作爱情诗，但在诗坛却再也无法产生这样的影响，在沈从文看来，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时代的重点已经发生转变，而就爱情诗而言，徐志摩、冯至等人的成就也已经超越了汪静之，因此汪静之被冷落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这样的重要诗人，沈从文也同样在文学史链条中去论述其价值。评论徐志摩时，他不厌其烦地交代中国新诗五四以来的背景，特别指出以胡适《尝试集》为代表的新诗在青年人中已经毫无影响力，诗歌要想赢得青年人，就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和实验，而徐志摩诗歌在音韵和谐、完整方面的探索正好填补了历史的空缺。沈从文说：“基于新的要求，徐志摩以他特殊风格的新诗与散文，发表于《小说月报》。同时，使散文与诗，由一个新的手段，作成一种结合，也是这个人。”[8]诗人朱湘虽然创作生涯较为短暂，但在沈从文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在新诗历史上无法回避的诗人，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形式的完美，而是诗人在一个充斥暴力、斗争的时代，仍然心无旁骛地讴歌人间的和谐、美好。沈从文赞叹说：“作者的诗，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是自然诗人用农民感情从容歌咏而成的从容方向。”[9]如果一个评论家只是就诗论诗而不具有文学史的意识和视野，就无法准确地把握诗人的位置，甚至产生误判。 当然，文学史视野的获得不是简单的事情，它依赖批评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方法论的掌握。“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10]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沈从文新诗批评中所呈现的文学史视野，除了他对新诗历史、现状的深入了解之外，也和比较方法的使用密不可分。沈从文在新诗批评中常常把诗人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较，以此来判断诗人在新诗发展历史上的角色以及艺术价值的独特之处。在评论徐志摩时，他认为只有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与之相似，但其成就与徐志摩比较起来却相差甚远，以此揭示徐志摩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在评论闻一多的时候，沈从文就把他与同时代同属新月派诗人的朱湘进行比较。当然，除了与同时代诗人进行比较，沈从文还常常在历史的坐标上去比较和观察，以更为清晰地揭示出诗人文学史上的价值所在。这种比较无疑大大延伸了沈从文诗歌批评的广度，也较为准确地阐释了文学现象的生成及意义。事实上，要想理解中国新诗某个诗人的意义，也同样需要对其和整个诗坛的诗人比较后才能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