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文学启新机制的“当代性” 近20年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来说，历史化和当代化构成了学科前进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关于“历史化”的讨论和实践甚多，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实颇参差甚至含混，但总体上体现了一种使当代文学研究去批评化，更具史料基础、更重考证理据、更具方法论和历史视野，从而更有成熟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倾向。某个意义上说，“历史化”就是以更复杂的历史学科制作工艺，将某阶段的文学现象打包、封印并送进历史。这边厢，“历史化”这套知识工艺方兴未艾，那边厢“当代化”的知识生产车间(或审美实验室)也热火朝天。“历史化”冲动背后是对“当代”与“历史”天然矛盾的焦虑，“当下”乃是最切身的“当代”，其正处于晦暗未明、胶着对峙之中，如果“当下”不能被有效地辨认、分类、命名和盖棺论定，送上“历史叙述”的陈列架，“当代文学”就免不了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等成熟学科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尴尬和焦虑。“当代化”的发动机则装在“当代文学”天然还要走下去的双腿上。当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学科的，就在于其“未完成性”。上述其他学科对象都具有鲜明的“完结性”，学科的研究对象都走进了历史，“未完成”的只是研究者历史叙述的知识工艺。但对当代文学学科来说，新的作家、作品和审美现象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当代文学不待扬鞭自奋蹄，但前路究竟是沼泽迷途还是康庄大道，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文化境遇中，置身于不断裂变的现实和随时失效的书写构成的炸裂漩涡中，文学的“当代化”在作家那里是如何在叙事与时代之间不断对焦，如何定格交叉小径的审美花园中的内在景观；在理论家处，文学的“当代化”则是带着狗鼻子上路，对崭新的文学实践作出辨认、预判，疾言厉色或为之鼓与呼，都源于对新的迫切性和有效性的坚定执念。某种意义上，艺术“当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当代性”的辨认过程。 “当代性”近年又成热点，讨论却非始于近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就有一场关于“当代性”的讨论，当时便有学者将这一概念溯源到别林斯基《论巴拉廷斯基的诗》中去。①不过，随后评论家李庆西便反驳：即使“当代性”一词最早见于别林斯基，也不意味着别林斯基之前的时代就没有“当代性”的思想。②李庆西反对用机械反映论去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认为文学的当代性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不难发现，对文学“当代性”的讨论，投射着文学批评在新的时间节点辨认新生活和新审美，凝聚新的当代意识的冲动，发挥了批评启新的功能。换言之，讨论“当代性”，蕴含着在复杂文学场域和话语博弈中向前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潜能。 已有文学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使用“当代性”概念：一、将其作为现实性(时代性)、现实感(时代感)、现实生活内容的转喻，从内容和审美两方面界定文学“当代性”的呈现方式。使用者通常把“现实”自明地当成“当下现实”，因而具备“现实性”便被视为具备“当下性”及“当代性”。二、将其作为与“现代性”对举的概念。此种视域下的“当代性”常近于“后现代性”。三、将“当代性”视作“现代性”的一部分，认为“当代性”作为不断滑动的能指，没有凝固的、确定的所指。不难发现，对“当代性”的讨论，总是内置着“锁定”与“开放”的对抗和张力：“当代性”概念的巨大切口，使其本身也需要被清理和界定，获得相对稳定的内涵。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这一理论概念吸引了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等大量学科顶级思想者的无数论述而成为影响深远的巨型话语，一些有抱负的学者也试图将“当代性”建构成与之对应的理论范畴，这就使得锁定“当代性”论述成为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是，“当代性”天然内置自我更新的动力装置，彼得·奥斯本认为当代性“在把现在与它所以认同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距离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③事实上，“当代性”既是一种将当下从过去中区分出来的时间意识，也是一种通过辨异创造新价值的召唤性机制。在看似自明的“当代文学史”时间范围中，通过“当代性”装置创造“更新的”文学这一冲动从未衰竭。由此，“当代性”就拥有了持续向未来开放的一面。 2020年世界性的疫情灾难之下，丁帆先生惊呼“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紊乱、逆转和抵牾，原来从单一到多元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交流话语已经紊乱，甚至连理论家都无法用自洽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④世界常变，使“当代性”话语常新。关于“当代性”，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套启新的动力装置。换言之，虽然人们不断惊呼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但几次技术革命内部之间并不能区分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思想形态，如近现代从古代那里区分出来那样。因此，某种意义上，“当代性”可能确实只能居于“现代性”的延长线上，作为“现代性”的变体和新形态出现，而无法成为在理论内涵和稳定性上与“现代性”对标的概念。“当代性”内在的活跃性使其不可能被某一节点凝定，这决定了对“当代性”的讨论只能语境化地展开，不可能通过理论思辨一网打尽。因此，不先验地锁定“当代性”理论内涵，也不简单地将“当代性”当作“时代性”和“现实性”的转喻，但又试图延续“当代性”天然的活力和动能，本文倾向于将“当代性”当作一个动词，一种启新的文化程序，“当代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生成、蕴含着否定辩证法的动力机制。不管是评价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其是否具有“当代性”，最关键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其理论或实践是否既将既往艺术方案问题化，又提供了崭新的、有效的艺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