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8.2级强烈地震，约15万人丧生，200万人无家可归。在地震引起的海啸中，大正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于镰仓遇难。窃以为，即便人死后仍地下有灵，这位仅仅活了44岁的短命天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悖论会在他身上应验，让他在本土并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文艺理论著作，竟然在异域的中国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诗界旅行，出现持续近百年的影响。那么，厨川白村是何以走进中国的，具体的译介过程怎样，他对哪些诗人或批评家产生了影响，又该如何评价“中介”性的人物厨川白村？这些理应成为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话题。 一、命运反差与“意见领袖”之功 进入该话题的逻辑起点，首先要搞清楚厨川白村究竟是何许人也。厨川白村1880年出生于京都，虽说是养子身份，可是家境殷实的养父母给了他特殊的关爱；他聪颖过人，17岁考入第三高等学校即现在的京都大学，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随小泉八云、夏目漱石等作家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授予的纪念银表；同时又具有文学天分，中学时代就有作品发表，毕业报考研究生又有幸得遇当时日本文坛的文豪夏目漱石为导师。上述几个因素结合，使厨川白村性格中有着一种桀骜不驯、刻薄傲慢的特质；尽管后来家道中衰，他不得不节衣缩食，兼课补给，还是研究生没毕业就提前退学，转而去熊本五高即现在的熊本大学任教，个性并无任何收敛，而任教不久的1912年，他抛出的系统研究欧美文学的《近代文学十讲》深受欢迎，暴得大名，它和相继出版的《文艺思潮论》《印象记》《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的恋爱观》，一方面将他的事业推向辉煌时期，一方面也再度加重了他的傲慢，以至于1915年他的腿因为细菌感染做截肢手术时，他居然说出失去双腿却可以与那些低俗之众区分开来，未必不是好事这样的话。1916年1月，他受文部省派遣前往美国留学，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任东京帝大教授，工作重心开始从文艺批评向社会批评倾斜，对日本人的国民性等问题多有剖析。在海外期间接触了无产阶级文学、劳动文学，一向清高的他思想倒有些“左倾”，在真诚之外变得稍稍谦逊了。可惜，天妒英才，四年后便在地震中罹难了。 必须澄清一个事实：厨川白村大正时期的以对欧美文学思潮的梳理和论述为核心，一系列著作，在当时文艺批评引发过一定的波澜，但其文艺理论在日本的影响远不如社会批评大；虽然曾经名噪一时，却没影响久远。据各种资料反馈，厨川白村当时重要得和有岛武郎难分伯仲，只是在民众间被热议或认可的乃是对抗传统婚姻观念、宣传恋爱自由的《近代恋爱观》；而非《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甚至抛出道德层面可以认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反倒“成全”了厨川白村，使其原本并不被太多人看好的文艺论著热到了极点。这从震后日本许多报刊纷纷出版悼念厨川白村专辑，从次年2月4日厨川之妻蝶子及学生山本修二等人编辑改造社出版的厨川遗著《苦闷的象征》一月之内重印50版“事件”即可窥见一斑。1929年改造社还出版了八卷本《厨川白村全集》。然而，这个在日本出现的高峰对厨川白村来说，似乎也是一个终点，之后在近百年的日本文艺理论界，厨川白村成了少人问津的存在，几乎被历史遗忘了，为数不多的几种涉及他的日本文学辞典里，也认为他“博学多识但缺乏独创”①，基本没有提及关于《苦闷的象征》的字样。 与在本土逐渐被边缘和冷落境遇相比，厨川白村的命运在毗邻的中国却完全不同，不断升温的曲线里虽有间隔，更有“回归”。早在1919年7月1日，身在日本的田汉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就片段性地引用《文艺思潮论》，把厨川白村正式引入中国。1920年2月，田汉和郑伯奇一道前往京都，去拜访在日本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厨川白村，“在一个春夜，在教授的寂静的客厅里，田汉提出了不少文艺上的问题，宾主似乎还有异论”②，但对厨川白村理论上的许多卓见甚为佩服。带着这种个人崇拜，田汉成为厨川白村最有力的介绍者，深为后者那种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笃学深思、趣味广博和他那种亲切谦虚的态度”③折服，其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比作人生的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的观点，直接脱胎于《近代文学十讲》的论述。以田汉为先导，朱希祖1919年11月翻译《近代文学十讲》第九章第二节《文艺的进化》发表，1921年2月罗迪先翻译的《近代文学十讲》全本，由上海学术研究会印出；汪馥泉又翻译《文艺思潮论》一书，从1922年2月21日至3月28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一时间，厨川白村晋升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显辞，青年们崇尚的思想偶像，招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尤其“在留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④。显然，中国译介者从一开始就对厨川白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厨川白村在日本原本更多被视为思想型的社会批评家，而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更看重他的文论，这种“误读”是厨川白村在理论薄弱的中国热起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且，需要指出一直到1925年之前，厨川白村的辐射都表现为局部、散在的不平衡状态，读者群相对说来并不大，更没有达到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大受欢迎”的程度，很多人说穿了是为了依靠他做“媒介”或“窗口”，了解西方文化和文学，兴趣并不在他本身。像《文学旬刊》中《通信》栏目里，时至1924年9月还有这样的信件，针对读者“现在最需要的是介绍文学的原理和批评的书籍，使人们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的疑惑，编辑回复他“现在我们对于西洋文学的知识，实在是浅薄得很……以后想从这一方面努力”⑤。连文学爱好者和成熟的编辑、优秀小说家对厨川白村是何许人也尚且不甚了了，或完全建立不起厨川白村和西方文学的关系，足可以看出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到影响都还十分有限。 1924年底，“意见领袖”鲁迅改变了上述格局，将中国的厨川白村热推向巅峰状态。据青年学者陈抒韵考证在这之前之后均有厨川白村著述的译介⑥，问题是为什么其他译介者都无力于此，而鲁迅却能一出场就马到成功？我觉得如果以厨川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苦闷的象征》为中心这个问题，我想至少应该从厨川白村著作的特点、时代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鲁迅的个体因素三个维度及其聚合考察。《苦闷的象征》分四章，主体一二章《创作论》《鉴赏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作家应以“广义的象征主义”表现两种力的冲突，读者的鉴赏也宜从生命的苦闷共感进行。该著作的内容初传入中国的1921年，恰好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上升期，浸淫在狂飙时代激情里的作家、诗人和读者们，当然对苦味儿的《苦闷的象征》难以达成精神上的共鸣。而随着1923年新文化运动的落潮，许多知识分子因旧的战友失去、新的战友尚未找到，而滋生出一种散兵游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种整体的时代情绪氛围的变换中，1924年起鲁迅、丰子恺等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正逢其时，尤其是鲁迅的翻译推波助澜，更使《苦闷的象征》风靡一时，“苦闷”效应骤显。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有人考证鲁迅在1913年到1917年间就购买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和《文艺思潮论》，但他可能并没有阅读，或转手送人也未可知。他的两个弟媳都是日本人，所以从日本回国后家里始终订阅日本的报纸，作为了解海外政治、文学形势的窗口，他当是从报纸上很快得知厨川遇难，并且在《苦闷的象征》出版两个月左右，即在北京东亚公司购买该书，产生了强烈的阅读和翻译冲动。当时，他明知有个青年人丰子恺已在翻译此书，其翻译成果正在上海时报连载，可他仍然夜以继日，从1924年9月22日到10月10日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就翻译完毕，可见他对《苦闷的象征》热爱之深切。之所以如此，固然是《苦闷的象征》“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⑦，特别是文学创作源于苦闷的观点因切合了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创作规律，它对于深谙倾向于感性的中国传统乃至五四时期文艺理论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而自己创作也亟须具有审美高度理论支持的鲁迅来说，自然饱含很大的吸引力；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经历过兄弟失和、婚恋纠葛、病痛折磨和新文化运动阵营解体等一系列变故折磨，陷入一生最为痛苦阶段的鲁迅，对和自己灵魂契深层合的《苦闷的象征》深爱有加了。而鲁迅译书《苦闷的象征》1924年底在新潮社出版，加上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时又以之为教材，加快了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这其中主要是缘于鲁迅“意见领袖”的作用。何为“意见领袖”？按照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所说，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流向一般受众，它抵达一般受众之间需要一个起过滤或中介的环节，那个环节即可视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接受信息经过处理再将信息传播给一般受众，构成两级传播，⑧这个意见领袖常常在一些公共问题和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左右公众的阅读走向。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文坛泰斗，拥有一般人无可企及的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号召力，经他翻译的书籍和课堂讲授的引导、推介，社会上关注《苦闷的象征》者越来越多，厨川白村为无数中国读者熟识，其作品的热度几近顶点，而后他差不多所有的作品在中国均有翻译，像《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就如同中国文学和一些作者后来所走道路的暗示与象征，它们对同时期或稍后的创造社诸君、周作人、茅盾、臧克家、徐懋庸、胡风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时隔多年，某些亲历者还清晰地记得“二十年代初，我读到了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⑨。“半个世纪之前，我开始读鲁迅先生的译作《苦闷的象征》的时候”，“非常喜爱，厨川白村好似把我们心里想说的话替我们说出来了”⑩。至于说二十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崛起，“苦闷”文化语境的渐行渐远，钱杏邨等人开始用“革命”对抗“苦闷”，对厨川白村文论思想进行了清算性的质疑和解构，厨川白村热逐渐降温；四十年代胡风等人对厨川白村的中国化改造，局部地接受和利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沉寂、新时期的“归来”，厨川白村完成了在中国诗界漫长曲折的旅行，不过那都已属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