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深入剖析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流弊的著名讲演，这次讲演的成果即为录于《二心集》的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但从讲演到文章初刊，时间间隔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而且《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既不是那次讲演的讲稿，也不同于讲演的记录稿，而是鲁迅根据刊发于《文艺新闻》的现场记录稿重新撰写而成的，成稿过程颇为复杂。更为棘手的是，这篇文章附有一个疑点颇多的副标题：“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因其与1931年7月20日鲁迅日记中“晚往暑期学校演讲一小时，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1]的所记时间、地点都有抵牾，造成了基本信息的混乱，让事实真相难于考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成文过程及版本类别缺乏考证，这直接反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中。《全集》关于此文的篇目注释从1958年版、1981年版一直沿用至2005年版，因怠于版本甄别，导致事实描述失准，注释内容未见改进。2014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以下简称《谜团》)一文尖锐指出，“80多年过去了，甚至连鲁迅这次演讲的时间和地点等最基本的问题，学界都没有搞清楚。至于对这篇作品的版本问题更是不明不白”，并提出有必要“进一步清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本源流，从而对其文本的形成和影响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2]。该论文除质疑全集注释所代表的“错误的‘共识’”外，还通过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的转述，提及《一瞥》的“国外版本”即“日文版”的存在。其实这个“日文版”也是长久以来学界疏于查考的译本，它由增田涉在鲁迅指导下翻译完成，旋即于1931年11月5日刊发于东京发行的期刊《古东多万》第1年第2号，竟早于其中文稿初刊、即《二心集》刊行近一年时间。原本使用中文撰写的稿件却先行发表了日译本，这在鲁迅的文章中只此一例。不过《谜团》对译本的了解也仅限于郭沫若的转述，未能揭示其真实面目，也未能彻底解开讲演时间与地点的“谜团”，但该论文明确指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版本及译本辨识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探讨与考据奠定了根基。 本文将全面稽考《上海文艺之一瞥》从讲演、讲演记录稿，直到鲁迅自撰稿及其日译稿的版本演变与译本衍生过程，并主要针对日译本展开文本考辨，进而解开围绕《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尚待解释的疑点；最后还将论及日译本引发的郭沫若对鲁迅的反击，指出郭沫若以《创造十年·发端》自我辩护之际，对鲁迅大量使用的“流氓”一词的策略性重译是他为自己正名的关键步骤。 为后文论述之便，在此将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二心集》所录《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注释全文引用如下，并对其中与实情不符或有待商榷之处先行确认。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1931年7月20日，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3] 距日记所记7月20日的讲演仅一周之后，《文艺新闻》于7月27日、8月3日分两次连载署名“鲁迅讲”的讲演记录稿，首发时在头版《读者与记者》栏末处记有“鲁迅演讲笔记因付印匆忙，未及送他校阅，错误由记者负责”的说明。但对此经他人之手而鲁迅未及校阅的现场记录稿，似应与鲁迅日后亲手撰写的文章定稿区别看待。而全集注释认定《文艺新闻》刊发的现场记录稿属于《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最初发表”，则无形中混同了两个性质相异的版本类别。而对《二心集》所录该文的“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的判断，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谜团》已提出充分理由质疑这一判断。事实是，《文艺新闻》发表的记录稿与《二心集》收录稿之间，从篇幅到文字表述都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就字数而言，“文艺新闻版”3420多字，而“二心集版”7580多字，字数多出一倍以上[4]。而且，对比两稿的文字，几乎难以找到完全重合的语句表述，后者基本没有保留前者的原有字句，就行文而言，可以说是从头至尾的重撰[5]。《谜团》指出鲁迅修改后的定稿“应是更深一层的再创作”，对此笔者亦持赞同态度。 此外，全集注释据7月20日鲁迅日记，指出“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谜团》则进一步质疑作此判断的证据不足，反问“谁能排除鲁迅在8月12日以同样的话题又做了一次演讲呢”，并试图求证这一可能性。对此，笔者认为确有理由质疑其副标题的真实性，因此并不认同上述假设。全集注释的有待商榷之处，是对副标题的信息采取了选择性的采信方式，只认为“8月12日”的日期“有误”，却轻信“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地点之说，进而在7月20日鲁迅日记的注释中对“暑期学校”以“指社会科学研究会”来做注解[6]。如此只信其半而否定另一半的做法未免自相矛盾，容易造成混乱。在无法确认“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暑期学校”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副标题中的信息一并存疑。关于《一瞥》副标题的真实性问题，本文将通过与日译本的比对进一步分析。 一、从“秘密”讲演到“自草一篇” 1931年7月20日晚鲁迅前往“暑期学校”作讲演一事，除在鲁迅日记中能查证之外，该讲演的组织者、《文艺新闻》总编辑袁殊作为最重要的见证人，在其遗稿《我所知道的鲁迅》中曾有回顾，基本事实较为清楚。袁殊是这样讲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