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的交游史里，曾朴所占比重不算重要，但由两人的书信来往、日记等可看出，曾朴与胡适在文学翻译及新文学方面，既有可互相理解的共同志趣，也有无法达成共识的遗憾。今日看来，后学对“老辈”①的无意忽略，有历史遗憾，但也是历史必然。通信中，曾朴显然非常在意胡适的看法，但他在翻译及新文学问题上与胡适交流的一腔热诚，并没有在胡适这里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回应。胡适的书信及日记，礼数极为周到，无任何失礼之处，但胡适似乎无意(或无暇)与曾朴更深入地讨论相关问题。通信中的微妙之处，大致能从侧面见证，部分晚清译家被新文化运动及相关历史书写遮蔽。新旧“逆接”之际，老辈与后辈的擦肩而过，有其难以更改的历史原因在。 胡适嗜读小说与为白话文学树模范的关联 1935年10月，胡适在《宇宙风》第2期发表《追忆曾孟朴先生》，忆及最初得知曾孟朴先生，“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②胡适是嗜读小说的人，据其《四十自述》，在没去上海前，他已读过《第五才子》(《水浒传》)《第一才子》(《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凤》《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经国美谈》(日本人做)《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等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③“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④另据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28日(阳历廿一日)，“予最嗜小说，近已五日未看矣。考毕，阅《战血余腥记》一帙，竟之，始稍愈”。⑤《战血余腥记》有《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和《滑铁卢战血余腥记》两种，法人原著，均由曾宗巩与林琴南据英译本译出，1904年先后由文明书局印行。胡适到底读哪一本，不详。又，1906年四月初八(阳历五月一日)，“予幼嗜小说，惟家居未得新小说，惟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且看浅易文言，久成习惯，今日看高等之艰深国文，辄不能卒读”，“因立誓，此后除星期日及假期外，不得看小说”。⑥胡适青少年时期嗜读小说，无疑义。但在上海期间，有没有完整地读过二十回本《孽海花》，难有实证。1907年，《孽海花》分别在《月月小说》《小说林》以“东亚病夫原著、天宝宫人编串”署名连载。这个时间跟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嗜读小说的时间倒是吻合的。《孽海花》的作者、发表、出版、后续修改等情形过于复杂，二十回本《孽海花》虽能及时进入钱玄同等人的阅读视野，但也为后续阅读及持续研究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同时，修改、续写的时间差，为解释曾朴何以写长信给胡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由《澄衷日记》《四十自述》《追忆曾孟朴先生》等文献来看，胡适知道《孽海花》的连载，但嗜读程度，未必与嗜读林译小说之程度相当。胡适青少年时期的嗜读小说，为他理顺白话文写作的语言问题提供前提，同时为胡适日后创设新文学“模范”提供思路。 胡适在《建议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中认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为工具、方法、创造三步，以工具论，应该“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⑦为白话文学树模范，不是信口开河之举，“嗜读”必为前因。不“嗜读”，不可能通过考证“发现”。对《红楼梦》《水浒传》《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小说的考证及研究，是在最难实现科学考证的文学领域，以科学实证之法为白话文学树模范。说胡适不懂文学、没有文学天分，没有丝毫的说服力，这些经其考证的小说，无一部不是“模范”，“发现”是经典化的源头，其功不能抹杀。以“历史癖”和“考据癖”进入小说研究，⑧从证据的角度进入“白话文学的模范”之鉴别，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是实打实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研究法，与文学的审美研究背道而驰，但其巧妙之处在于，如果处处有证据，能考到实处，结论就可信，且有说服力。“历史癖”与“考据癖”，能暂时搁置审美之争，首先把“模范”提出并证出来，之后，在没太多争议的前提下，让“模范”亮相。不能不说，以“历史癖”与“考据痴”等科学之法，佐之以审美之法，鉴别“白话文学的模范”，正是另辟蹊径。胡适对《水浒传》的审美及价值判断是“新见解”与“英雄人物”：“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⑨(《〈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27日)。胡适对《红楼梦》著者及本子的考证，过于“科学”，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觉得胡适在文学研究上没有悟性及天分。但胡适的寥寥数语可证，其文学鉴别眼光堪称一流，他认为后四十回“写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读了作呕”，⑩但后四十回自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叫]黛玉病死，教[叫]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11)这些一带而过的评点，都是至上的审美判断。“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2)胡适志在树“模范”并建立现代学术的范式，无意在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审美范畴里做过多的探讨。考证小说时，胡适可能会选漏，但至少可以说，无一部选错，这正是得力于独辟蹊径的考证法。审美当然可以树模范，但不能说考证就无法树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