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 思想自由，亦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观点自由等。与行为自由相对应，是人的意识的内向领域里的自由。包括独立自主地进行思维和判断的自由，不受干涉地接受、持有某种见解或观点，不受干涉地进行思想交流的自由。谈到自由，人们总是首先想到其相对性，即自由不是放任，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1〕自由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遵循理性的指导。但是， 自由的相对性仅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人的行为是其意志活动的外化，必然影响、涉及他人的利益，只有“无害于他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是自由的。如果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侵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和剥夺。而就人的意志活动本身而言，其自由却是绝对的，除受主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外，不受他人的干涉，法律只应限制人的行为，而不应限制人的思想。因为纯粹的思维活动不会危害他人，在人们的思想变为公开行动之前，也不会破坏社会秩序。实际上，人的思想是无法控制的，不论一个人的权力有多大，都永远无法阻止人们接受或持有某种见解。统治者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和信仰。 对封建社会中的思想专制和精神压迫，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给予尖锐批判，对思想自由的绝对性给予充分肯定。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每个人都是他思想的主人”，“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以激发人们崇拜上帝，这可算作误用治权与纂夺人民之权。”〔2 〕“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能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身心，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3〕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则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 论述了思想自由的绝对性。他认为，自由的本意是自立、自为的存在，能够达到自立从而具有自由的只有精神。他说：“精神一般来说就是思维”，“在思维里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不在他物中，而完全保持在我自身中，并且，那对我是客观存在着的对象，也是为我而存在的，与我有不可分离的统一。”〔4〕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也对思想自由的绝对性作过大量论述，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认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人的外在行为，而不应惩罚人的内在思想方式，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惩罚的客观标准。他说：“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5 〕马克思分析道，惩罚思想的法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罗马帝国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种法律；在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时期，国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种法律。历史事实表明：“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是以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认可”。〔6〕马克思认为， 当时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也是这种法令，因为该法令惩罚的客体不是行为，而是“倾向”，“这种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威胁着我的生存的一种阴险的陷井。”〔7〕 在社会主义国家，非但不能用法律惩罚思想，而且不能用行政命令等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分歧。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议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8〕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时， 他又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文革期间解决认识分歧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同志重申了“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并说，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10〕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一方面表明思想自由的绝对性，即不受法律调整，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压制。同时又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思想分歧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讨论、说服和教育等民主的方法。 二、思想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思想禁锢是封建法的特征，专制主义的法律不仅要限制人的行为，还要控制人的思想。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宗教裁判制曾把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视为异端邪说，并残酷迫害过持有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更把控制思想作为维护专制的有效手段。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了惩罚思想的先河， 到了汉朝专门设立一种纯思想的罪名，称为“腹诽罪”，并形成“腹诽之法”。清朝在统治异端思想推行文化高压政策方面，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文字狱”，文字罪人，常因一言一语而妄加臆断，然后一律定为大逆罪横加屠戮。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思想禁锢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抨击，是否允许思想自由，成为区分政府善恶的标准。他们认为，凡把意见当作罪恶的政府是暴虐的政府，允许自由思辩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思想自由被当作天赋人权， 首先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宣言所肯定。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最早规定了“意见不受干涉的自由”，其中第10条写道：“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是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在资产阶级宪法中。不过，在早期的资产阶级宪法中，多没有关于思想自由的明确表述，只是规定了作为思想自由延伸的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和信仰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自由才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为新制定的资产阶级宪法明确宣告。如日本国宪法（1947年）第19条规定：“思想及意见之自由不得侵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年）第4条规定：“信仰自由、 良心自由、世界观自由不受侵犯。”等。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 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和思想自由。〔11〕思想自由还被载入一些国际人权公约。如《世界人权公约》中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护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此外，《公民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