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1)03-0136-19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3.008 中东欧转型三十年来,围绕“转型是否已完成”“转型在中东欧是否获得成功”等问题的争论始终存在。大部分西方学者基于经济指标、政治指标和机构指标等,认为中东欧国家早已完成转型,走上西方现代化之路。中国学者则更为谨慎,虽认同转型已完成,但还是提醒中东欧转型及后续矛盾应被持续讨论和反思。①随着西化的深入,中东欧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繁荣,成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共进的反向力量。2008年多危机时代来临,在检验头二十年转型质量的大考中,中东欧兴起一轮更大声势的民粹潮。据克劳斯·冯·拜梅(Klaus von Beyme)的观察,转型三十年来中东欧民粹政党从来都在政治核心,而非边缘,这点不同于西欧。②因而从反向视角观察,中东欧转型虽已完成,但其引发的矛盾问题更值得注意。孔寒冰指出,这种矛盾应是转型后社会曲折发展的一种表现。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粹政党的上台是选民“用脚投票”的结果。因此,本文试图反思过去三十年中民主转型与“民主倒退”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否中东欧在转型期存在某些问题,或转型在制度设计及演进路径上存在某些因素,为后续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机遇?选民何以选择民粹政党? 一、转型以来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 中东欧民粹是90年代后全球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不同于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出现的第一代民粹,也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以拉美左翼民粹为代表的第二代民粹,当前“新民粹主义”接受民主的制度规则,但质疑资本主义自由化,中东欧遭遇深刻的“民粹—威权”转折(populist-authoritarian change)。学者指出,自1995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水平已现退化迹象,威权思想逐步蔓延。⑤以斯洛伐克总理弗拉德米尔·梅洽尔(Vladimír
)及政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HZDS)为代表的民粹力量定义了转型以来地区政治逐渐普遍化的面貌。因此在转型十年后的2000年左右,中东欧国家的民粹政党就已获得9.2%的平均投票份额,12个民粹政党参与竞选,有两个国家的民粹政党在选举中支持率超过20%。⑥2008年西方多危机时代来临,民粹政治在后转型时代的中东欧更为繁荣。2017年,民粹政党的选票份额上升到31.6%,并且在选举中还出现了民粹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表明主流政治逐渐被抛弃,民粹主义成为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常态。 民调指出,中东欧民众对危机的恐惧要强于其他西方国家。⑦对失业、福利、难民等议题的焦虑不仅为民粹政党的上台提供机遇,还表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更意味着民众对主流建制的信心不足。当2018年后西欧、北欧的民粹政党随社会秩序复苏已显露衰退迹象的时候,中东欧民粹政党依然强势。从宏观视角看待转型以来中东欧的民粹现象,其像新自由制度中一根难以拔除的楔子,总体反映了“从历史的终结到后历史终结(post-end of history),西方政治正在受到的严峻挑战”。⑧ 二、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理论解释 从因果上看,学者普遍以如下四个视角来解释转型以来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与强势。第一,历史文化视角。有学者认为当前中东欧的民粹主义是对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复制。⑨另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民粹政党受苏东时代共产党执政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⑩还有学者试图寻找当前中东欧民粹主义与历史上农民民粹之间的关系。(11)此外,转型后宗教迅速回归人们的生活,未经改革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信仰繁荣,民众对宗教痴迷,推崇保守的文化价值。(12)从该视角来看,学者总体上聚焦于中东欧民粹威权文化特征的缘起。第二,民族地缘视角。中东欧是一个地理划分和民族构成复杂的区域,民族国家长久处于身份变动中,这种不确定性使中东欧国家对地缘政治的反应极为敏感,一些民族试图建立国家身份从而引发民粹。(13)如姜琍指出,正是独立国家地位的长期缺失导致斯洛伐克民粹政治的兴起。(14)波罗的海国家则试图以反俄与反俄裔为基点来建立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身份,反而为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铺路。(15)从地缘上看,中东欧的民粹主义还受到相邻国家民粹力量的影响,如文化传播、制度散播、跨国贸易、人员往来、知识共享和历史遗产等。第三,政治制度视角。姬文刚指出,中东欧政党政治在政党格局、政治系统、政党政府、政治沟通、政党领袖等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民粹政党的兴起。(16)因此制度视角包括转型的内部矛盾与转型的具体结果两方面刺激因素。学者指出,由于惧怕边缘化,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精英、本国较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等会尝试在各政治力量均较为衰弱的转型期煽动选民,以便延长或暂停改革,避免边缘化。这会导致整个政府治理形式的民粹化,并对后续执政党的治理形式产生影响。(17)中东欧民主制度建设普遍较弱,权力碎片化,对司法不公等制度建设的不满也会为民粹政党的兴起提供机会。(18)转型还在制度与法治上带来腐败问题,使单一反腐议题的利基型(niche)民粹政党得以兴起。(19)第四,经济全球化视角。该视角为民粹兴起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中东欧市场经济转型是激进且彻底的,在短期内造成了失业加剧、民生下降、收入不均等问题,而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情况也未见好转,“转型性衰退”与“入盟综合征”使民众对经济的不满转化为对民粹政党的支持。(20)朱晓中指出,中东欧转型以来经历多场危机,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21)而入盟对中东欧民粹主义的激发和壮大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欧盟东扩带来了更自由的人员流动,“去地方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本地主体民族的认同受到严峻挑战,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民粹政党在供给上的必然选择。(22)由于全球化带来经济危机、福利危机、移民与难民危机,民粹政党借此在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笼络民心。(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