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3.001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1)03-0003-15 2021年是中东剧变十周年。当年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觉醒”，并将其与1848年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苏东剧变相提并论。然而，整整过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相关国家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国际政治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总结和反思中东剧变悲剧性结果的根源，不仅有助于深化中东政治研究，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有益镜鉴。 一、“阿拉伯之春”十年来的悲剧性演变 2011年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潮和政权垮台潮席卷阿拉伯世界。在这次中东剧变中，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执政数十年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度摇摇欲坠。这场剧变既是阿拉伯国家各种弊端长期累积的结果，同时也被视为这些国家探索复兴之路的开端。然而，十年过去，阿拉伯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丝毫没有缓解，转型国家反而今不如昔，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 (一)“民主化”转型导致政治衰朽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基本都采取了强人—威权政体。这种政体最大限度地增强了国家行动能力，可以确保政局稳定，向民众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乃至参与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然而，几十年来，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权力腐败、政体僵化、家族世袭等诸多问题。阿拉伯民众日趋不满现状，并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因此，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抗议者推翻强人统治后，这些国家主动或被动走上“民主化”道路，尝试通过分权政体解决自身问题。 然而，民主化改革非但未能使相关国家实现复兴，反而出现了政局动荡、权力内耗、治安恶化乃至全面内战等一系列政治衰朽问题。①埃及在2011年政坛剧变后政党数量一度达到400多个，即使到现在仍有上百个政党。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当年选举中出现了81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②政党林立导致这两个国家政坛权力争夺激烈、中央权威极大弱化。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情况更糟。利比亚原本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该国很快陷入一盘散沙局面，并长期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状态，相互内战不止，导致民不聊生。据联合国2021年2月报告，利比亚内战造成4.3万丧生，700万人口有39.2万人流离失所，100万人需要救济。同时，该国基础设施近乎瘫痪，每天缺乏供水和电力时间经常超过18个小时。③在叙利亚，持续多年的内战导致该国半数人口流离失所，极端恐怖活动盛行，经济倒退数十年。叙利亚原来是农产品出口国，但持续多年内战使该国田园荒芜，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2019年11月以来，叙利亚粮食价格平均上涨251%，2020年叙利亚有930万人面临食品短缺。④在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后，该国很快陷入政局混乱，北部胡塞武装乘机占领首都萨那，引发也门内战。2015年沙特等国军事介入也门，导致也门内战升级为地区战争，也门民众由此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据报道，持续六年的战争导致也门25万人丧生，2800万人口中2/3处于饥饿状态，2020年至少有9.8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⑤总体看，相关转型国家的政治状况普遍今不如昔，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开始重新怀念昔日的强人政治统治。 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重新出现了“再集权化”趋势。2013年，埃及国防部长塞西推翻穆尔西政府，重新确立了军人—威权政体。塞西政府为镇压抗议者和穆兄会，恢复了1958年制定并在穆巴拉克时期始终执行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塞西的铁腕统治比穆巴拉克时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而无不及。2020年12月，欧盟警告称，埃及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急剧恶化，理由包括任意拘留4000名公民、基于政治理由监禁6万人、有计划地强迫政治对手失踪、严重侵犯生命权等。⑥普通埃及人的生存状态比2011年前更糟，他们没有政治自由、缺乏经济机会、生活更加困顿。⑦ 从地区范围看，求稳怕乱导致中东其他国家(如土耳其、沙特)也出现强化集权趋势。典型表现就是舆论管制及对新闻从业人员镇压加剧。截至2020年12月，有89名记者在中东和北非的10个国家被监禁，这是自1992年“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统计数字以来该地区的最高数字。大多数记者因反国家和虚假新闻而被指控、关押，许多人未经指控就被拘留。关闭网站在该地区十分常见。在约旦，当局关闭了据称缺乏适当登记的网站；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网站因虚假新闻指控而被关闭；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则关闭了卡塔尔资助的网站。当局关闭网站前并不总是给出解释或警告。过去10年里，该地区的政府越来越多地指控记者使用虚假新闻、反国家和恐怖主义法，而不是出版或媒体法。⑧ 上述这些国家能够采取措施强化集权，至少说明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相比之下，利比亚、也门等国的国家机器已然崩溃，纵然想回到强人统治状态已不可得，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困境。 (二)经济民生每况愈下 发展滞后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最主要根源。2011年中东剧变前，阿拉伯世界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将近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约旦1/4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近半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人口长期挨饿。经济滞后、民不聊生最终引发了2011年中东剧变。然而，这场剧变非但没有使中东经济起死回生，反而每况愈下。 埃及的情况最为典型。“1·25革命”后，埃及很快陷入外汇枯竭、经济下滑、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等种种不利局面。近两年来，政局稳定使埃及的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失业率基本回到中东剧变前水平。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埃及的经济结构仍未摆脱“食租经济”模式，经济发展依然高度依赖石油、旅游、侨汇等食租型产业。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也未得到清算和纠正。相反，为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埃及继续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减少补贴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穆兄会背景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其竞选纲领称为“复兴计划”(Renaissance Project)，呼吁在埃及2007年停止私有化后，恢复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私有化。穆尔西执政一年(2012-2013年)，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成为穆兄会经济计划的核心。有统计称，2013年上半年埃及发生了超过4500起抗议活动，大多数抗议活动的动机就是不满穆尔西政府的政策。⑨继任的塞西政府同样沿袭了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由此该国经济结构性难有根本改观。埃及以往就存在人口过剩、基础设施落后、军民关系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持续恶化，并可能在未来继续持续下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