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疯狂肆虐已历时一年有余。各国因疫情肆虐而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世界经济呈现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收缩。无论是从人类生命损失还是从财富损失的视角观察,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及其后果都无异于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又发生了另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并非“人类对人类”,而是人类对新冠病毒的“新型世界大战”(参见表一)。
目前,新冠疫情依然在全世界肆虐,欧美各国继遭遇第一波疫情打击后又普遍陷入第二波疫情,刚投入使用的新冠疫苗效用及安全性如何,是否能迅速而有效地遏止疫情继续肆虐,还有待观察;南亚、南美、中东等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非洲也未能幸免于难。全世界每两天就新增100万以上确诊病例,每天因新冠肺炎致死者超过1万例。①人类能否以及何时彻底战胜新冠病毒,疫情究竟会给人类造成多大的生命及财富损失,均是未知数。尽管如此,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及全球战疫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政治观、发展观、国际观、安全观,以及对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等产生何种影响,已经渐露端倪。本文拟从器物性、社会性后果的双重视角,就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略述一管之见。 一、新冠疫情肆虐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与地缘政治格局? 正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需首先研究战争给世界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害以及其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关系一样,要认识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需要先从器物层面(即物质性)切入,即首先需要透视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物质性伤害与后果,以及如何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及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关系。尽管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物理伤害,但由于各国应对模式及成效存在很大差异,各国受伤害程度存在不平衡性,并最终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产生直接影响。这其中的战略逻辑,较之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害程度不平衡,从而引起大国力量对比和战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如出一辙。 中国及东亚日、韩、越等国虽然最早受新冠疫情光顾,却能够把疫情的影响与器物性伤害控制在最低程度,甚至率先走出疫情,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正常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国家普遍拥有组织力较强、负责任的政府领导全民抗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亚国家普遍受崇尚有集体主义内涵的儒家文化影响,民众自觉、自律性强,面对新冠疫情时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抗疫安排,而非彰显所谓“绝对个人自由”,如东亚各国民众普遍自觉戴口罩、自觉减少外出与聚会,自觉接受各种集体抗疫要求等。此外,中、日、韩、越等东亚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享有一定优势,利于紧急组织口罩、呼吸机、防护衣、消毒水、检测仪等抗疫物资的生产、储运与分配,从而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障。 据统计,中、日、韩及东盟等东亚国家2020年7月总人口约2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30%,远高于欧洲、北美;陆地面积约155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0%以上,虽次于北美,却远高于欧洲。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中日韩及东盟等东亚国家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近2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份额的27%;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近4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份额的1/3;2017年中、日、韩及东盟等国的贸易总额约11.2万亿美元,大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6%。②即是说,到2017年,东亚国家不但人口总量、贸易总量大大高于欧洲、北美两大地缘政治板块,而且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计价或是按汇率计价,东亚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分别超过欧洲、北美。③由于东亚国家年均增长率一直高于欧美2~3个百分点,近两年东亚国家对欧洲、北美的经济总量优势继续扩大。进入“后疫情时代”,东亚国家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增长率优势还将继续拉大,因而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总量优势也将进一步扩大。 相比之下,欧洲、北美虽然号称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人均富裕程度高、医药科技发达、医疗设施齐全,却未能有效遏制住新冠疫情泛滥。据凤凰网数据,截至2021年3月12日,欧洲、北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6500万例,约占全球确诊病例的55%;因新冠疫情致死人数超过162万例,约占全球同比的58%。④而欧洲、北美总人口不到10亿,不及东亚总人口的1/2,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8。在经济方面,疫情防控期间,欧洲、北美经济普遍约收缩5个百分点,少数国家甚至出现两位数收缩,如2020年西班牙经济收缩11.4%、英国经济收缩9.9%。⑤ 总之,疫情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物理性伤害远大于东亚国家,疫情期间东亚国家相对于欧洲、北美的经济增长率优势进一步扩大,其直观地缘政治后果是,世界性“权力转移”步伐大大加快,东亚替代欧洲、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缘政治区块,西太平洋替代北大西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国际政治态势进一步明朗化。 二、“新冠疫情”肆虐及其后果如何影响各国政治观? 20世纪以来,人们在认识、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时,通常过于偏重物质性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则重视不够,其认识路径通常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格局变化→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变化。在认识、分析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战后国际政治与国际格局及国际关系时,尤其存在对这一认知范式的路径依赖,这导致我们在认识20世纪世界政治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时产生了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