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21年1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1)05-0131-24 一 引言 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政治性运动。美国曾发生两次以“反共”为主要诉求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下简称“反共运动”)，两次运动均出现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最后导致出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清洗。反共运动的高潮被称作“红色恐慌”(Red Scare，以下简称“恐慌”)，其中第二次“恐慌”即“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日后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恐慌”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激烈形式，研究其形成机制对于预测当事国内政外交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亲历者穆瑞·列文(Murray B.Levin)将“恐慌”定义为“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在美国爆发而造成的全国范围反共狂热，人们害怕它可能改变教堂、家庭、婚姻、礼仪和其他美国生活方式”。①第一次“恐慌”是1919-1920年美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对劳工组织、左翼人士和俄裔移民的大规模审查，伴随的反共运动始于1919年年初的大罢工。第二次“恐慌”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1950-1954年对“苏联间谍”的大规模清洗，“麦卡锡主义”因此得名，②伴随的反共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③的反共审查，持续至60年代的平权运动。“恐慌”是反共运动的子部分，其特征包括联邦政治机构主导的群体性恐慌(mass hysteria)、大规模政治审查和迫害、社会自发的排外暴力活动和检举等。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有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国内的反共运动极大限制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政策选项。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联渗透论”的狂热宣传与认知导致美国决策层将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对立面。中国随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抗加剧。在美国，“恐慌”使大量左翼人士受到不公正调查，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即使在麦卡锡下台后，残留的反共思潮也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和反战运动形成了阻碍。 近年来，美国政坛对华战略敌意上升，多名政学界人士公开警告“麦卡锡主义”可能重现。④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三次“恐慌”？反共运动在何时会升级为“恐慌”？本文对20世纪美国两次反共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美国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和升级为“恐慌”的必要条件，并分析美国社会近期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 本文基于历史案例和社会运动理论构建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三要素模型。通过对历史上两次“恐慌”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国的反共运动是其政客通过建构议题动员选民的过程。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即议题、运动领袖和听众。三者的形成依赖以下过程：其一，国内政治斗争的特殊态势催生了试图通过反共运动夺权的政客，这些政客成为反共运动领袖。其二，运动领袖根据美国遇到的外部挑战建构出安全威胁。其三，社会矛盾为政客进行反共动员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 相关文献梳理 “恐慌”是反共运动持续升级的产物，对“恐慌”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反共运动全程。结合史实与相关理论，本文将反共运动定义为带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美国学者已就反共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治学理论对“恐慌”案例的解释 在美国政治学中，社会排外思潮和排外运动被称为政治压迫(political suppression)或政治排外(political intolerance)。两次“恐慌”是政治压迫现象的重要案例。美国政治学界根据对“恐慌”的档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反共运动中政治压迫升级的四类成因。 第一类研究强调反共政客影响。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运用政治压迫模型研究两次“恐慌”，指出“恐慌”中的政治压迫都由精英而非群众发起。⑤反共运动的关键人物包括司法部部长亚历山大·帕默(Alexander Palmer)、⑥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⑦参议员麦卡锡⑧等人。安德鲁·伯特(Andrew Burt)指出，关键人物的演说对社会运动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两次“恐慌”都随着代表性人物声誉受损而快速衰落，可见政客个人对“恐慌”的维持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⑨基于精英个人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强调文化、个人性格等历史特定要素的作用，但也因此难以上升为普遍性理论。由于社会在叙事中往往被动地对焦点事件进行反映，此类研究容易忽略社会群众对反共运动的助推作用。 第二类研究强调苏联对美国反共运动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左翼活动家受到苏联共产主义运动鼓舞，对美国的斗争形势产生误判，在组织左翼运动方面过于激进，引起社会反弹。⑩尼克·谢普利(Nick Shepley)认为，第一次“恐慌”源于美国工人运动分裂，马克思主义工会与排外的保守主义工会的斗争加剧了左翼与右翼的冲突。(11)另一些研究认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12)(如“美亚事件”(13))是运动升级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学者以苏联解密资料为依据，将反共运动的升级归咎于苏联。(14)这些研究分析了反共运动的外因尤其是外国政策这一变量对反共运动的影响。但由于美苏意识形态斗争贯穿大半个世纪，此类研究无法解释为何其他时代的反共运动未升级为“恐慌”，如肯尼迪时代美苏对峙局势并未引发“麦卡锡式”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