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85 一 福柯的两个思想自述:《什么是批判?》与《什么是启蒙?》 什么是福柯哲学?在我们的印象中,福柯在他生前发表的六本主要著作(《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很少谈到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作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福柯似乎也没有对自己的思想作过系统化的表述。实际上,在《言论与论文集》(Dits et écrits)所收集的访谈和演讲中,福柯对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思路有不少的自我表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篇关于康德与启蒙的演讲——《什么是批判?》(1978)和《什么是启蒙?》(1984)。① 《什么是批判?》和《什么是启蒙?》是姊妹篇。②前者是1978年5月27日福柯为法国哲学学会(Société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所作的一次演讲,1969年2月22日福柯曾经在这里作过著名演讲《什么是作者?》。③后者是由福柯1983年1月5日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讲座稿整理而成,发表于1984年。④这两篇关于同一主题的演讲显示了福柯生前最后六年的思想历程,是福柯对自己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自我表述。由于处理的主题是“批判与启蒙(Critique et Aufkl
rung)”,人们很容易将它们当作福柯对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而忽略了它们作为福柯思想自述的意义。实际上,这两篇文章各分三个部分,⑤而在每篇的第三部分,福柯通过给出新的“批判”概念来阐述自己的哲学立场、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 那么,为什么福柯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会将它放在“批判与启蒙”的主题之下?他是如何解释康德的“批判与启蒙”的?他自己的批判概念又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通过法国科学史的学术思想脉络将自己归于“批判与启蒙”的哲学传统之中?他又是如何拓展批判传统的?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如果福柯将他的哲学称为一种“新批判哲学”,那么其实质内容又是什么呢? 福柯生前的最后六年里经历了很多事件,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广受批评,80年代初他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经历了一系列新体验。按照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说法,这期间福柯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危机,比如《性史》第一卷中的权力分析无法为反抗提供支持,他的权力分析导致他对伊朗革命性质的误断,《性史》第一卷中对现代“欲望主体”的批判还不能提供出一种新的主体性,等等。⑥因此,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福柯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方面从对治理术的权力分析转向了对自我技艺的主体性分析,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的权力—知识分析转向了古代的“主体化方式”和“自我关切的伦理”的分析。⑦这种思想转向也体现在这两个文本之中,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两个文本的论述支点如何从抵抗权力的批判转向探索主体化的自由实践的可能性。 二 福柯解释康德的策略:以批判对抗启蒙 福柯1978年讲座的标题是《什么是批判?》,但在开场白和结尾处福柯都提到,他本来要讲的题目其实是“什么是启蒙”。多年之后,在名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福柯分析了两百年前康德的同名文本《什么是启蒙?》(1784),明确区分了启蒙与批判,认为康德哲学中死去的部分是道德乐观主义的启蒙信念,活着的部分则是“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对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批判,而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当下的现实”的历史性批判,即“批判态度(l'attitude critique)”。这是福柯对“批判”概念给出的完全不同于康德的定义。⑧ 福柯解释康德“批判与启蒙”的策略是以康德的批判概念解构康德的启蒙概念。在经历了两个混乱的世纪以后,康德的乐观主义的启蒙观念在西方早已难以成立。对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发表五年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及其启蒙原则最早的致命批判来自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6)“绝对自由与恐怖”一节,黑格尔说:“普遍自由不但不能完成任何肯定的事业,而且不能作出任何行为。它始终只能面对一种否定的行动;它只能是那些带来毁灭的弗里亚(Furie)复仇女神。……普遍自由的唯一事业和唯一行为就是死亡,一种没有任何内容和意义的死亡。”⑨黑格尔在他后来的《法哲学原理》(1821)与《历史哲学》(1837)中一直都没有改变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立场。 对启蒙运动最全面的毁灭性批判来自一个半世纪后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一开篇就阐明了“启蒙的自我毁灭”这一主题:“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异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则倒退成神话(“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2)科学、思想和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启蒙的概念”);(3)在自我保存的原则之下对客观化的自然的征服与统治(“启蒙的概念”);(4)在意识形态方面倒退为大众时代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5)反犹主义与恐惧感催生的非理性主义(“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在《启蒙辩证法》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人信服的对启蒙运动原则正当性的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福柯解读康德时首先就要将康德的“批判”与“启蒙”概念切割开来,并进一步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中分析出一种针对于“当下的现实”的历史感和批判态度,以化解并取代康德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1784)、《论永久和平》(1795)和《学科之争》(1798)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达的过时的历史理性目的论。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中从三个方面来将康德的批判概念解救于他的启蒙观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