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列强压迫中国开关之后,上海便因其特殊的位置以及各种条件和机缘的汇合,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剥夺,上海的城市主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人之手,呈现出半殖民地乃至租界内的殖民地特点;另一方面,则又为上海的发展拓出了相当的国际性,尽管这样的国际性是畸形的或被动的产物。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共产国际相当看重上海城市在远东的地位,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发起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所以,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本文讨论的中心主题。① 一、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美、德、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一类是内嵌式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 就第一类国际联系而言,20世纪初,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亚洲的神户、新加坡,欧洲的伦敦、马赛、汉堡,太平洋上的檀香山,乃至北美西海岸的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等地,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近代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著名的有《北华捷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上海日报》《上海俄文生活报》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 就第二类国际联系而言,上海开埠以后,1845年开辟英租界,以后又相继辟设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9),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的外侨近3万人,来自5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日本人最多,有万余人;英国人其次,6千余人;俄国人再次,约5千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各千余人;法国近千人;其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等,多的数百人,少的数十人不等。②这些外侨在上海时间长短不一,到1920年前后,一些年长外侨,来上海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错综复杂的联系。 对于近代上海的第二种国际联系,早在1931年至1932年,南非法官费唐(Richard Feetham,1874-1965)应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来沪调查上海问题,他在报告中便已指出,作为共管租界,居住众多外国侨民、且有众多外国领事参与管理的上海公共租界,与一般专管租界的国际影响很不一样。“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之租界,彼此分离,地相交错,而上海公共租界则为混合性质,成一单个之自治团体,界内多数各国人民,同受治于平民市制之下,并将有限制之监督权保留,而使属于享受治外法权并有其本国人民居住界内之各国领事团体,而非属于任何一国之领事”。③这是上海公共租界较其他各个专管租界的特殊之处。众多国家侨民混处一处,遇事需要比较复杂的会商程序,环节较多,其效率常较专管租界为低,管理难度亦高。但是,另一方面,“联合之结果,可以增添实力,增加独立方法,而使外侨团体,非特对于市政之担承,其规模能比其他地点分别管理之区域为大,其活动之范围,亦较为广阔,并可发展一种国际合作之习惯。此种习惯,自有其特殊之价值”。④上海外侨曾经想把上海公共租界变成“自由市”,上海公共租界曾被称为“袖珍共和国”,⑤其源盖在于此。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论著对此均有细致剖析。⑥ 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上海两租界各具特点。法租界是专管租界,事务管理归公董局,公董局董事会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但总董由法国领事担任,领事直接受制于远在巴黎的法国当局。公共租界是共管租界,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具体行政事务由工部局处理。工部局权力受到上海领事团制约,上海领事团由相关国家驻沪领事组成,包括英、美、日、德、俄、意、比等国。尽管英国人相当长时间里在公共租界占主导地位,但工部局并不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英国政府不能直接向公共租界下达指令。法租界实行的是领事独裁制度,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华界与法租界的关系,常常反映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华界与公共租界的关系,则不但反映中国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关系,往往还反映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国家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