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核心，农村社会结构的组成和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围绕着土地制度(费孝通，2015)。农村文化生活的根源也可追溯到土地的耕种，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和迎神、祭祀、社戏等庆典活动与农耕社会自然周期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农村文化生活具有很强的在地性(李佳，2012)。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性进村，大量农民离土离乡奔赴城市，众多县域近郊的村庄融入城镇化规划和建设中，“上楼农民”纷纷涌现，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节庆安排与土地的互动业已断裂(赵旭东、孙笑非，2017)。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村庄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第一代农民工记忆中的听戏剧、看社火、踩高跷、摆摊赶集等传统文化活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混杂着城市文明的各类文化活动。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国务院“提速降费”政策的利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消弭，数字时代的各类产物不断下沉到农村社会，农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由此粗略推断，中国农村短视频用户规模约2.7亿。换言之，农村加速进入短视频时代，观看各类短视频成为农民消磨时间和休闲娱乐的主要选择。毋庸置疑，作为农民自我表达和乡村亚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短视频引发的农村文化生活变迁是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农村文化生活变迁，学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阐述农村文化生活变迁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农村文化生活变迁主要表现为传统公共性的文化活动走向衰落，而农民私性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吴理财、夏国锋，2007)。二是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困境的原因。学者们认为致使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管、用”失衡(宋小霞、王婷婷，2019)、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低效和供需错位(傅才武、刘倩，2020；廖晓明、徐海晴，2019)、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丧失(陈波，2015；李祖佩，2013)、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单调和农民参与意愿不高(陈建，2019)等。三是提出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路径。既有文献主要从盘活农村闲置公共文化资源(李锋，2018)、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网络化和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李毅、荆林波，2020)、调动新乡贤组织协调能力(刘玉堂、李少多，2019)、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耿达，2019)、促进多元主体供给(陈建，2019)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此外，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社会的兴起，少量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剖析了新媒介技术对农村文化传播和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例如，杨慧、雷建军(2018)认为作为一种新生的媒介方式，短视频传播具有天然在场感和真实感，可以打破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契合民俗文化传播的需求，因而农村艺人可以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形式推广和传承优秀民俗文化，这有利于实现乡村文化的在地复原，避免传播失真等问题。匡文波(2020)指出，短视频的出现为乡村内容生产者展示乡村文化提供了平台，通过制作与发布乡村题材的视频，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也重新建构起自我角色，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 虽然现有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数文献聚焦于对传统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消退现象的描述及其外部成因分析，只有少量文献从传播学视角剖析了短视频对农村文化传播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短视频兴盛对农村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另外，这些有限的文献普遍将短视频创作者作为关注对象，缺乏将短视频观看者作为关注对象的研究。正如欧文·戈夫曼(2008)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到的，一场自我呈现，除了表演者还有观看者，且观看者的数量远远大于表演者，两者的互动共同建构起完整的表演。事实上，从农民使用短视频的情况看，创作者仅为少数，大多数短视频注册用户或非注册用户为“沉默用户”，即短视频观看者，他们频繁地刷新短视频，或用以消耗时间，或获得情感体验，却从未生产任何内容。因此，为了全面考察短视频进村引发的农村文化生活变迁，有必要将短视频观看者作为关注对象展开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现象出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探讨短视频兴盛带来的农村文化生活秩序变革，重点分析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以及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 二、个案选择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市陈仓区西高泉村作为个案研究的田野点。西高泉村紧邻西宝中线和陇海铁路，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陈仓区经济中心不足7公里，临近太公庙村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地理位置优越。村庄内有8眼天然泉水，灌溉水资源丰富，因而村民多采取半工半农的模式(蔬菜种植和周边市区务工)维持家计。西高泉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共计491户，总人口约2000人，总耕地面积约2200亩，农民家庭年总收入基本稳定在5万～7万元，小部分家庭低于或高于这个数值。总体而言，西高泉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其他村庄。自2004年开始，西高泉村少数从事非农生产的富裕家庭开始陆续接入宽带，配备台式电脑。截至2019年，宽带和电脑在西高泉村的普及率达到50％以上；村庄中95％的家庭至少拥有两部智能手机并购买了流量套餐，分别由男女主人携带使用，且前者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明显优于后者。 自2015年以来，西高泉村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式微。2012年，西高泉村利用“区级财政拨款+村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新建了村庄休闲广场。广场设在村庄中心地段，紧邻村委会，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配套了篮球场和秋千等娱乐设施，安装了双联漫步机、太极揉推器、腰背按摩器、压腿器等健身器材，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休闲广场内路灯日久失修，多数器材生锈，处于闲置、无人问津的状态。此外，西高泉村建有一座在周边村庄闻名的道观，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村庄会举办盛大的庙会活动，邀请知名秦腔戏曲剧团登台演出，演出通常持续3～5天。庙会吸引了大量的小吃摊贩、杂耍艺人、手工艺人等前来赶集摆摊，鼎盛时期的庙会日客流量可达上千人次。西高泉村的庙会传统延续了几十年，是村庄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也是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由于秦腔爱好者不断减少、村庄经费使用调整、村民忙于生计等，村庄庙会逐渐走向衰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西高泉村于2020年3月宣布取消庙会等聚集性活动。与此同时，观看短视频风靡全村，占据了村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在疫情居家期间，部分村民甚至出现了屏幕成瘾问题。另外，西高泉村男性村民与女性村民在短视频观看内容上呈现出差异，前者偏好搞怪、军事、时政类的内容，后者热衷于各类手工艺品制作等内容。
